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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控制三国兴旺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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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3 18:5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摘自《品三国》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p#分页标题#e#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如果用人制度当真照此改革,士族还能垄断做官的权利吗?甚至就连曹操父子喜欢文学,也和士族不对劲。因为士族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经义”,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辞”。#p#分页标题#e#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曹操对此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很清楚自己会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会和士族同声相应。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他曾经想杀杨彪,但没有杀成,杀成了的是孔融。杨家(杨彪)和袁家(袁绍)一样,也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而且比袁绍还牛,五世三公。孔融则是名士中顶尖级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孙。曹操想杀杨彪,敢杀孔融,说明他对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则不必杀),却不在乎(否则不敢杀)。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对,不是他最大的困难。

曹操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本。曹操的资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着这一资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盖一栋新的。相反,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旧房子的样子,就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老管家,而不是强行拆迁的开发商。显然,曹操的房子并不好盖。

好在曹操是一个有理想无蓝图的人,他可以边干边摸索。曹操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搞装修”。或者说,用“搞装修”的办法,一点一点进行改造,最后再把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这种办法好是好,却有一个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里面烂透了,框架还得留着。东汉王朝这个“老房子”的框架是什么样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顶就是大汉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屋顶就有了,但那支柱却三根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再也扶不起来。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会塌下来。

这就是曹操的难题,也是士族的难题。曹操的难处在于,他不能拆房子,因此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装修,而且说白了就是要偷梁换柱,这根柱子又不能不动。士族的难处则在于,柱子是用来支撑屋顶的,它也只能跟着屋顶走。现在屋顶跑到曹操那里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于变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则等于没有了屋顶。屋顶没了,要柱子干什么?这真是难死人了。

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曹操实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线”,他那里出身士族或追随士族的名士还是比别人多。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很清楚,没有这些人,他连“装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跟着曹操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说,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曹操与士族、名士,就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关系之中。因此,他身边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杀掉的也比别人多。因为他不能不小心防范,甚至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滥杀无辜。比方说,逼死荀彧,杀崔琰,杀杨修。这几个案子常常让人费解,觉得曹操是没事找事小题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

曹操的滥杀必须批判,曹操的怀疑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另有想法的各类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种人值得一说。第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也不让他搞装修,孔融就是。第二种是认屋顶也认装修工,还帮一些忙,但希望他装修成原样,再还给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种是你搞装修我也搞装修。表面上帮你搞,实际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房子其实应该像我说的那样盖,陈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位成为魏王。没过多久,陈群就“及时”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官人法”,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下令实施。又没过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拥戴下当了皇帝,帝国这栋房子(这时只有大半栋)从姓刘的手上正式“过户”给了姓曹的。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要知道,为了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政权,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杀了多少人,最后逼得他只能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换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装修好,就要办“产权证”时,却发现他要换的“柱子”变成了“地基”,甚至变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你说,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p#分页标题#e#


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范文澜先生所说:“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然而,曹魏毕竟是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权”。一旦改变性质,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孙吴和蜀汉又如何?

孙吴和蜀汉原本没有资格建国。孙权的父兄靠着武力抢了一块地盘,但那在理论上只是帝国大厦里面的一套公寓,孙权自己没有房产证的。刘备就更可怜,不要说房子,连房间都没有,只能借别人的住。他们能够自己盖房子,还得感谢曹操开了一个头,也得感谢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权和刘备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战略方针。如果说,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孙权和刘备,则一个是顺势而为,一个是绕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是孙权。这就是“江东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讲过,东吴政权的主体,原本是以周瑜为代表的淮泗将领,和以张昭为代表的流亡北士。这些人都是外来力量,党羽不多,势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孙权不能单靠他们来建国。单单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在孙权那里做官的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子弟,更是数以千计。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这正是孙吴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双刃剑。“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讲的几个案子那样令人费解,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孙权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大臣,一个大将军诸葛恪,一个会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孙权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东士族的。因此,孙权淫威独擅,用刑严峻;东吴言路不通,离心离德。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北方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晋。

如果说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就是“计划外单列”。按理说,刘备原本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武士强谋士弱”(范文澜语),成不了气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时候,没什么人把他看作竞争对手。鲁肃的“东吴版《隆中对》”,也只说与曹操、刘表三分天下。蜀汉,实在是“计划外”冒出来的政权。

刘备居然成功,一半归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要算他运气好。运气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武士强谋士弱”变成了武士谋士都强;二是他的两个同族——刘表和刘璋,武士、谋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谋士虽强而不能用,结果被刘备夺了地盘。当然,刘备能够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贤如渴。但一个人再思贤如渴,也得有贤人让他思、让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运气的成分。至于刘表、刘璋的弱,就完全是刘备的运气了。

蜀汉政权既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刘备心里恐怕并没有底。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p#分页标题#e#


诸葛亮治国,就更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情天恨海》和《无力回天》两集讲过,诸葛亮执政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用人,结果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他又非常注意选拔使用本土人才,结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也是有证据的。比如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对诸葛亮赞不绝口。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经常对人说,亮公颁发奖赏不会漏掉疏远的人(赏不遗远),执行惩罚不会偏袒亲近的人(罚不阿近);没有功劳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无功取),虽有权势也免不掉惩罚(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我们蜀国无论什么人都会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可见,诸葛亮确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也成为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那么,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这就和士族阶级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岂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声望、门第,完全“无法无天”。所以,蜀汉表面上是绕道而行,实际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能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呢?

第二,蜀汉不但是一个“非士族政权”,而且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就不可能不与本土士族(益州士族)发生矛盾。如果蜀汉也像东吴那样“本土化”,事情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刘备和诸葛亮却都坚持“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的组织路线。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汉政权还想方设法从益州豪强、士族身上榨取钱财,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来*他们的反抗。由此可见,益州士族实际上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他们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与蜀汉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也就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这个时候,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中国历史从此在全国范围进入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三国的历史也就结束。至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那将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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