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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9-10-17 14:56| 查看数: 50|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摘 要: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德性优先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在夏商之后又有其独特特点,人们把德纳入天道、鬼神、卜筮、妖魅这些活动当中,这些事件的应验结果往往还需要根据人们的德行来判断。求吉还需修德是春秋时期尚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春秋时期;修德求吉;《左传》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8-0133-05

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德性优先的传统,从黄帝的“抚万民,度四方”到尧帝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再到舜帝的“柔远能迩,悙德允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义传统”。中华民族的这一“德义传统”,经由孔子、孟子到荀子得以发扬光大,使得“以德服天下”的思想观念愈来愈明晰深刻,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在这一优良传统形成过程中,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与前代相比又具有不同内涵,人们开始把德纳入天道、鬼神、卜筮、妖魅这些活动当中,这些事件的应验结果往往还需要根据人们的德行来判断,而纵观春秋以前的这些卜筮文化和筮问活动,对德行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春秋时代,人们逐渐摆脱事神的迷思,客观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加看重人事和德行,要想求吉还需修德,突出体现了春秋时期修德求吉的尚德思想。

一、筮占由德

遇事筮占是先秦时期非常普遍的现象,但筮占活动到了春秋中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春秋中期以后的占筮活动中,对筮问者和占筮之事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想正确预知未来,筮问者应该是具备德行之人,而占筮之事也不能是那些诡奇怪异之事,应该合乎常理,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如果占筮者品行不佳,筮问之事稀奇古怪,就算筮占的结果是吉利的,最终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一来,在占筮活动中,“德”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僖公十五年》记载了当年晋献公在嫁女之前的筮问之事,“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但晋献公没有在乎筮占结果,就把女儿嫁到了秦国。后来晋献公的儿子晋惠公被秦国俘获,晋惠公就埋怨其父晋献公当初就不该不听史苏的筮占,否则也不会造成现在这种后果。“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而韩简却不这样认为,“韩简侍,曰:‘先君之败德,乃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他认为晋惠公被秦国俘获与当时筮占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修德行,即使当时筮占的结果是吉利的,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结局。为了更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又引用《诗经》之语,说明修行德行在占筮活动中的重要性,“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①

又如穆姜在其晚年迁入东宫之时“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②穆姜虽然多行不善,人品不佳,但倒還是比较有自知之明。她这次筮得的结果是吉而无凶。但穆姜认为“筮占由德”,这个结果并不适合于她。她认为只有具备仁礼义贞四德之人,才能得到吉而不凶的结果,而她自己的行为不仁不义,四德皆无,因此她认为虽然她筮问的结果是吉卦,但也不可能无咎。后来穆姜薨于东宫。由此可见,穆姜认为“德”与“福”有关,无德者必不能得福,福祸不决定于卜筮,而是依赖于德行。

再如楚国先王要行征伐,都要在征伐前五年开始占卜,而且每年都要得到吉兆,才可以征伐。如果五年之间遇到不吉,就要努力修德,重新占卜。即“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③。可以看出,楚国人认为吉与不吉与德行德政有关,所以遇到不吉,便需要以修德来求吉。

春秋时期的人认为,《易》是不能用来占问那些违背道德不合常理的事情的。筮占之人如果德行有亏,就算是占得吉筮,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如南蒯要发动叛乱,筮占之后,得坤之比,这是一个大吉之卦。“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但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④即《易》“不可以占险”⑤。

二、天道赏善

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⑥春秋时期人们更是注重“天道赏善”,这种尚德思想体现在诸多事例中。如“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⑦。晋北楚南,所以南师是指楚军。师旷歌风,是一种以乐律卜吉凶的预测,他说南风不强,所以楚军必无功而返。董叔也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军不得天时,所以一定无功。而叔向则认为,有没有功,关键在其国君的德行,而不在星辰天象。

又如庆丰,他作恶多端;生活糜烂,甚至于易内而饮酒;不学无术,恬不知耻,赋诗羞辱他亦浑然不知,可笑至极。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⑧像他这种人居然还能“富于其旧”,必定是上天想要惩罚他,不会有好的结果,而最终的结果是,在昭公四年,庆丰落得个被诛灭全族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晏子也有“天道赏善”的思想,如“晏平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会,受命于晋。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⑨。

晏子认为齐庄公不守信用,不积善行,是得不到上天的眷顾的,国君的位子也坐不了多久了。

“天道赏善”这一观点在春秋时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如《国语·晋语》记载:“君幼弱,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晋且以劝楚乎?君与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⑩

又如在柯陵之会上,单襄公对于天道的看法更为客观,“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B11他对于“晋将有乱”的政治预言,是以人事占人事,天道随人事而变。天道顺是而去非,成善弃恶。因此这段文字同样也是传达了“天道赏善”的观念。

总之,春秋时期的“天道观”更为理性,更为科学,更为现实,从而告诉人们要想得到上天的佑护,必须修养自己的德行,注重人事,把上天仅仅作为一个虚设的外壳,要修德求吉,因为“天道赏善”。

三、神福仁而祸淫

春秋时代鬼神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因素渗入了鬼神观念之中,崇德和事神联接在一起,体现出春秋时期关于鬼神的尚德思想。

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神不但代表“信”和“善”,而且也重视“信”和“善”,是道德意志的体现,道德因素在春秋时期的鬼神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德行,鬼神是不会降福的。如“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B12。

郑国与楚国订立的盟约是在楚国的要挟下所立,并非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没有诚信可言。订立这样不诚信的盟约,神是不会降临的,也不会维护它。因为“神福仁而祸淫”。所以,子驷、子展认为,不遵守不讲信用的盟约,并不是欺骗神,根本不需要有什么顾虑。事实上,“敬奉德义以事神人”B13是春秋时代很普遍的观念。

《晋书·艺术传》云:“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B14春秋时期的人认为,梦是与鬼神连接的重要途径,因此,很多做梦关于鬼神的内容也反映出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在变幻多端、瑰丽奇崛的梦表象之下,其实暗藏着惩恶劝善的尚德思想。对于梦这样一种生理现象,现代科学已经有了较为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它是特殊状态下的一种自发性的心理活动。但是,现代社会之前的古代民众,大都将梦作为一种很神秘的现象对待。先秦时代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人死之后是有魂魄的,如《昭公七年》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B15而梦则是鬼魂依附人的身体的产物,即梦其实是一种鬼神与人交流的过程。

从春秋时期的一些记载来看,梦境内容较为繁杂:有梦祖先的,有梦厉鬼的,有梦天使的,不一而足。但是大部分的梦都是鬼神向人宣示某种预兆。这些记载往往要清楚地交代梦者的德行、事迹以及感梦之后的结局。这样做的目的,那就是向世人昭示,鬼神往往是“神福仁而祸淫”的,体现出当时的尚德思想。

如果梦者积善行德,为他人着想,往往能得到鬼神的庇护或帮助。如《宣公十五年》所记晋国将军魏颗之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B16魏颗因为“用先人之治命”,没有将父亲的姬妾殉葬,从而挽救了他人一命,善莫大焉,所以得到鬼神帮助立下大功。由此可见,反对殉葬,导人向善的尚德思想意图十分明了。

又如韩厥在鞌之战前梦到其父: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請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B17

韩厥也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代贤臣,对其事迹,《左传》中记述甚多。此处的这则奇梦,也是为了告诉世人,对于贤德之人,鬼神必尽全力庇护。

我们再来看看城濮之战前晋文公所做之梦:

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B18

此处的梦应该是一个反梦。晋文公在大战之前焦虑紧张,因此才会做这样的梦,而子犯对于梦的解释也别具深意。晋文公之所以会做反梦,在此作者其实也依然是在暗示,晋文公施行仁政,体察民情,怀远以德,尊王攘夷,必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相比较而言,典籍中记载的梦者遭到鬼神惩治的篇章更多一些。在这一类记述中,梦者大都是一些失德的君主或臣子,他们大都因为举动失当、残忍暴虐、刻薄寡恩、多行不义而被恶鬼缠身,不得善终。如晋景公之梦: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B19

晋景公之所以会做此噩梦,最终被恶鬼缠身而亡,应该就是由于晋景公多行不义,滥杀无辜。赵氏一族在晋国延续数十年,是晋国的名门望族,前辈赵衰、赵盾功绩显赫,为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其宗族实力十分雄厚。但晋景公为了打击国内世族大家的势力,借赵氏家族内乱之机,协同栾、卻等族在成公八年杀害了赵同、赵括等人。晋景公所梦见的恶鬼,应是赵氏祖先之幻影。晋景公杀害赵同、赵括之后,既担心国人责备他不念及赵盾、赵衰功绩而杀死其子孙,又忌惮赵氏余部的势力,重重心理压力之下才会做了这么一个噩梦。显然,晋景公不念及功臣功绩而肆意斩杀其子孙,最终受到鬼神的报应而身亡,是失德的表现。

与晋景公之梦有相似之处的是卫庄公梦到恶鬼“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B20。也是明言暴君卫庄公多行不义必自毙。

又如晋国将军荀偃之梦:

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B21

这个记载说明荀偃之梦很奇特。一方面,虽然他弒杀的是暴虐的君主,但也是弒君行为,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另一方面,他为国事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为晋国大业四处征伐,又符合为国尽忠的人臣之礼。因此记载其弒君终将会遭到鬼神的报应;一面又指出,忠于国事者,上天也会网开一面,助其成功。

又如鄭人梦伯有之事: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乃止。B22

这段文字初一看来,我们会以为此梦乃是宣扬人死之后,能变为鬼,来到人间作乱。其实,细细审读,联系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奇梦,仍是在宣扬鬼神福仁祸淫的观念。上文虽说“郑人相惊以伯有”,但是,伯有之厉鬼所害的只有驷带和公孙段两人,并没有去伤害别人,而驷带和公孙段两人,正是杀害伯有的凶手。可以说,鬼神报应的目标只是驷带和公孙段两人。

驷带来自于七穆家族之一的驷氏一族,这一家族在郑国的权势可谓是炙手可热,为人行事也极为嚣张狂妄。驷带的祖父子驷因为郑僖公无礼于他,他便“使贼夜弒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驷带一族与伯有一族在郑国争夺权力,一度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驷带最终联合众人杀死了伯有。驷带杀死伯有之后,子产出于礼节为伯有收尸,驷带一族又要攻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如此一来,他们才没有加害子产。公孙段出自于七穆丰氏一族,也是权势灼人。他也是一个汰侈小人,极其虚伪,子产非常讨厌他的为人。《襄公三十年》记载了关于他的一件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B23公孙段这个人非常阴险,虽然他想得到卿位的欲望非常强烈,却还要在那里伪装谦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所以,子产才“恶其为人”。但是,子产又担心他作乱,又不得不处处安抚他。从这些被报复的人来看,伯有之鬼虽凶恶,但报的是私仇,害的是小人,与其他人并无关系。最终驷带与公孙段两个小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遭到了鬼的报应。

由此看来,鬼神只不过是人们借以利用的一个工具,人们“借神以说教”,给人类祈福,惩恶劝善的意图非常明显。

四、妖由人兴

《礼记·中庸》中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B24妖孽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物类的反常现象,如动物、草木甚至是人类的变异,它们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祸患将至的表现。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如果被破坏,就会相应的在自然界中引起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是超自然形态的,但这些现象发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人事的昏乱。“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B25由此可见,“妖”多指动物的精怪。妖的兴作,与“气”有关,人之气若不能胜过精怪之气,则妖就会出现,即“妖由人兴”。春秋时期人们认为的人之气,似非仅指人的身体之气,而更指社会之气,所以人如果抛弃了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常则,妖就会出现。如果人能保持正常的秩序,不违背德义,妖就不会出现。

典籍中记载动物活动的反常现象很多,如齐襄公田于贝丘,遇到“豕人立而啼”B26的怪异之事,一只野猪的这种反常举动极为罕见,也极为恐怖,这也使人不由得不联想到它是被恶鬼附身的妖孽。但这件怪异之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是针对齐襄公的禽兽行径而来。齐襄公此人作恶多端,他与其妹文姜通奸,被妹夫鲁桓公发现之后,他就指使公子彭生杀害了鲁桓公,然后又嫁祸于彭生,将彭生杀死以向鲁国人谢罪。文中记载的这则怪异之事,正是要说明齐襄公的胡作非为,不择手段招来了妖孽的惩罚。

又如郑国内外两蛇相斗之事:“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B27郑庄公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君位,不顾手足之情,相互争斗,相互残杀达十余年之久。最终郑厉公夺得了君位,得偿所愿。这件奇闻异事也正是暗示郑厉公与兄弟手足相残的行径,招致了自然界的物类反常现象。

还有鲁国发生了“有鸜鹆来巢”B28的怪异之事,其实也是在暗示昭公的无德。还有“石言于晋魏榆”B29,师旷正是借“石言”之事批评晋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只顾自己享乐,不顾及百姓的死活,从而阐明了“妖由人兴”的观点。

“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社会人事失常为乱,乱就会引起天灾地妖。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维护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保持社会的正常秩序。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B30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春秋时期利用鬼神之说扬善惩恶,假神道以说教,也确实值得称道。

综上所述,春秋以前还是神权的时代,西周晚年,已有一部分人对天道发生了怀疑,春秋时,人本主义渐渐兴起,宗教失掉了权威,对人的德行极为看重。文中记载的大量事例无非是要告诉人们积善成德的重要性,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每个个人都离不开德的润泽。德是国家之基,德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德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德是衡量事件应验结果的一个关键要素,所以要为政以德、修德求吉。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B12B13B15B16B17B18B19B20B21B22B23B25B26B27B28B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365、964—966、1002—1003、1337、1337、1043、1148—1149、1067—1068、971、762、1292、764、793、459、849—850、1709、1035—1036、1291、1180、197、175、196、1459、197页。

⑥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306页。

⑩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六》第十二,中华书局,2002年,第396页。

B11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下》第三,中华书局,2002年,第82-84页。

B1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7页。

B2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9页。

B30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86—187页。

责任编辑:何 参

Abstract:The Chinese nation has always had the tradition of giving priority to virtue. Advocating moralit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d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fter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People brought virtue into the activities of heaven, ghosts and gods, divination and demon. The results of these events often needed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people′s morality. Cultivating morality for luck is the main content of advocating moralit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ultivating morality for luck; Zuo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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