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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谎言:交际花玛塔·哈丽的“间谍生涯”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9-7-5 15:36| 查看数: 134|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玛塔·哈丽
  关于玛塔·哈丽成名之前的人生,知道真相的人寥寥无几。她痴迷于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加工润色,从而使得自己的“偶像”地位更加稳固。这种虚荣心遗传自她的父亲亚当·泽莱(Adam Zelle)。泽莱在荷兰弗里斯兰省吕伐登市开了一家帽子店,他喜欢听别人叫他的绰号“大亨”。女儿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出生于1876年,在童年时期就显得出类拔萃。但还没等玛格丽莎成年,亚当·泽莱就抛弃妻子,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了。玛格丽莎15岁时,母亲去世,她被送到亲戚家寄住。不久玛格丽莎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却传出与校长有染的丑闻,结果是她被学校开除,而校长则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离开学校后,玛格丽莎亟需找到维生的办法。此时的玛格丽莎已经出落成成熟女性的模样,她肤色如蜜、头发浓密、眼睛乌黑而深邃,与荷兰常见的金发碧眼美人不同,充满了异域风情,此外她还极具语言天赋。她看到报纸上一名探亲士兵的征友广告,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895年,时年18岁的玛格丽莎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博物馆见到了39岁的鲁道夫·麦克劳德。6天之后,两人宣布订婚。随后玛格丽莎跟随丈夫移居东南亚爪哇岛,也就是麦克劳德服役的地方。
  但这段仓促的婚姻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鲁道夫·麦克劳德很快发现小他20岁的玛格丽莎无法扮演贤妻的角色,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改掉花天酒地的坏毛病。当他们的儿子诺曼夭折之后,1902年,玛格丽莎与鲁道夫·麦克劳德回到荷兰办理了离婚手续。玛格丽莎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但是身无分文的她只能将女儿交给前夫抚养,重新寻找自己的营生。这一次,她能倚靠的仍然只有自己的美貌。
  玛格丽莎来到巴黎,20世纪初的巴黎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青年,她给画家们当模特,同时也在马戏团工作。有个朋友建议她去吉美博物馆的沙龙跳舞,并为她起了一个艺名“玛塔·哈丽”,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黎明,日出”。玛格丽莎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
  玛塔·哈丽迅速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她戴着异域头饰,穿着薄如蝉翼的外衣,在情色与色情的边缘舞蹈,无数观众想一睹她一件件褪去外衣之后几近裸露的身体。为了规避有伤风化的罪名,在每次表演开始之前,她会先声明自己跳的是货真价实的爪哇圣殿舞,绝不是低俗的脱衣舞,观众则是借此“了解神秘东方的宗教仪式”。在20世纪初的巴黎,玛塔·哈丽的表演被视为百分之百的艺术,她的裸露仅限于私密沙龙内部,她绝不在公开的音乐厅或者剧院进行这样的表演。当时诸如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这样的著名舞蹈家也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对传统古典舞蹈进行改革。因此,玛塔·哈丽受到文化界的热烈追捧。
  渐渐地,玛格丽莎在台下也开始扮演玛塔·哈丽这个角色。她告诉一名记者,她出生于爪哇岛,父母都是欧洲白人。但是又对另一名记者说自己是印度寺庙舞者的女儿。法国媒体对她的评价是:“玛塔·哈丽用舞蹈讲述着关于欲望、嫉妒、激情和复仇的故事,赋予印度诗歌人格化的表征,其神秘主义、丰裕缱绻、柔情似水,有种催眠般的魔力。”
  玛塔·哈丽不仅成为巴黎艺术界炙手可热的缪斯,还前往柏林、维也纳、蒙特卡洛和米兰等所有歐洲大城市进行巡演,所到之处无不盛况空前。成名之后,玛塔·哈丽结识了诸多名流,欧洲几乎所有有钱有势的男性都想拥有玛塔·哈丽的陪伴。在她身边,贵族、外交家、金融家、军队长官、富商来去如流水,他们为她奉上珍贵的皮草、珠宝、金银、马匹,她也渐渐习惯了奢华的生活水准。
  随着年龄增长,玛塔·哈利的舞蹈事业逐渐显现出颓势。但是作为交际花,她的市场仍然红火,许多有权或者有钱的男性都很喜欢有她为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煤炭、服装和食物紧缺,许多普通的法国家庭勉力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而玛塔·哈丽还是一如既往地享受着优裕的生活。民众对她的怨憎早已埋下伏笔。
  玛塔·哈丽继续在欧洲各国之间旅行,不知不觉间,她引起了情报界的注意。还有谁比玛塔·哈丽更适合当间谍呢?她会说好几种语言;她在欧洲境内巡回表演;她与多位军官、政客、贵族、商人保持着密切交往。
  1915年秋天她来到荷兰海格,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领事卡尔·克罗默(Karl Kroemer)找到玛塔·哈丽,希望她为德国提供法国的军事机密,报酬是两万法郎。钱她收下了,作为战争爆发时被德军掠夺的私人财物的补偿,但是这份工作她没有接受。当年12月,她走海路从荷兰返回巴黎途径英国的一个港口,全船的乘客都遭到了英国情报官员的搜查。玛塔·哈丽的行李里没有任何令人起疑的物品,但是该情报官在她的档案中如此写道:“她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兴许还会说德语。一个美貌直爽的女人,打扮入时。没有太多疑点,但是应当被拒绝进入英国境内。”
  玛塔·哈丽从荷兰返回法国后,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反间谍局的局长乔治·拉杜(Geroges Ladoux)让几名特工跟踪她穿梭于餐馆、公园、茶室、商店和夜店之间,拆开她的私人信件并且偷听她的电话。他们详细记录下玛塔·哈丽所去之处、所见之人,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她向德国特工传递情报。
  1916年,战况对法国很不利。德军主力移师西线,与法军爆发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战事漫长而血腥。军队里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疾病肆虐,新近出现的化学武器使得成百上千名士兵非死即残,法国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有些士兵甚至拒绝作战。面对这样的情形,拉杜认为逮捕一名具有知名度的间谍能够重振法军的士气,扭转战争的局势。
  玛塔·哈丽对于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她正沉浸于爱情之中。她认识了一名俄裔军官,名叫弗拉基米尔·德·马斯洛夫(Vladimirde Massloff),他们相爱不久,马斯洛夫就在一战的战场上遭遇化学武器的攻击,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岌岌可危。尽管如此,当马斯洛夫向她求婚时,她还是欣然应允了。玛塔·哈丽希望能够前往马斯洛夫的驻地探望他,为此她需要获得一张进入战地的通行证。她找到一位就职于国防部的旧情人——让·哈洛尔(Jean Hallaure),但她不知道这位哈洛尔先生正是拉杜局长麾下的首席间谍。
 哈洛尔带玛塔·哈丽来到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大道上的反间谍局,在那里,乔治·拉杜告诉玛塔·哈丽,只有为法国搜集敌军情报才能见到爱人,同时还能获得一百万法郎的报酬。玛塔·哈丽同意了,即使马斯洛夫的家庭断绝对他的经济支持,这笔钱也足以支撑他们的婚后生活。拉杜授意玛塔·哈丽经西班牙回到海格,在那里等待进一步指示。在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拉杜从未询问过玛塔·哈丽任何具体信息,也没有指定任何一个具体的目标让她突破,更没有提供任何传递情报的途径或者资金。
  遵照拉杜的指示,玛塔·哈丽前往西班牙,然后乘坐荷兰迪亚号前往荷兰。途经英国一个港口的时候,玛塔·哈丽发现自己再次和其他乘客一起被拦截并搜查。由于前一年英国情报官对她做出的评价,官方对她起了疑心。她被英国特工带到伦敦进行审问。尽管从她的行李里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但是当被拘禁时,看到对方核实自己的身份,玛塔·哈丽慌了阵脚,坦白说自己是拉杜招募的法国间谍。英国随即联系拉杜,后者让英国将她送回西班牙。在英方的档案文件中记录了拉杜的回复:“(拉杜)怀疑她是德国的间谍,因此假装雇佣她,目的是搜集她为德国传递情报的真凭实据。”
  在马德里,玛塔·哈丽决定发掘一些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情报。驻马德里的德国外交官阿诺德·卡勒(Arnold Kalle)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很快他就吐露了德军的作战计划。玛塔·哈丽急于把情报告知拉杜,获得自己的报酬,她给拉杜写信却从未得到回复。在历史学家看来,玛塔·哈丽几乎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间谍。“玛塔·哈丽可谓是世界上最不称职的间谍之一……她用平邮给乔治·拉杜寄没有任何密码的信件;她在公开场合给他的办公室打电报;她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成为众人的焦点。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间谍,更别说是双重间谍了。”
  玛塔·哈丽还获得了法军上校约瑟夫·德维涅(Joseph Denvignes)的青睐,德维涅嫉妒心很强,无法忍受她与其他男性宴饮。为了平息他的怒火,玛塔·哈丽竟然将自己正在从事的间谍工作和盘托出,还把收集到的情报与德维涅分享。德维涅让玛塔·哈丽从卡勒处获得更多有关德军作战计划的情报,他回巴黎时可以转交给拉杜。1916年12月,就在玛塔·哈丽在马德里的社交场上纵横捭阖时,拉杜命人截获、破译所有往来于柏林和马德里之间的无线电电报。后来他声称这些讯息明确显示玛塔·哈丽是一个德国间谍。
  玛塔·哈丽从西班牙回到法国,盼望着自己传递的情报能够换取那一百万法郎的酬劳。但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拉杜拒绝与她见面,并且否认与德维涅有任何联系,甚至否认听过说德维涅这个人。到1917年1月底,玛塔·哈丽的情绪已经到达崩溃边缘。拉杜不仅不见她,也不支付她的酬劳。她已经很久没有马斯洛夫的消息了,她怀疑他在战场上又受了重伤。现在她过得捉襟见肘,只能住在巴黎的便宜旅馆里。2月13日清晨,玛塔·哈丽被逮捕,逮捕令声称有证据表明她是德国间谍。她的房间遭到搜查,她的财物被全部扣押。

瑪塔·哈丽  审讯玛塔·哈丽的官员名叫皮埃尔·布夏尔东(Pierre Bouchardon),这位检查官以铁腕著称,对嫌疑犯毫不留情,对“不道德的”女性尤其有偏见。布夏尔东把玛塔·哈丽安置在巴黎最可怖的监狱里,让她睡在跳蚤老鼠横行的牢房里,甚至连一块肥皂都没有。她被剥夺了个人物品、干净的衣物、内衣和药品。她的律师是她的一个旧情人,名叫埃德瓦多·克吕内(Edouard Clunet),这位律师对于军事审判可谓毫无经验。三个月后,玛塔·哈丽逐渐认清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她陷入极度焦虑之中,写了许多祈求宽恕的信。她请求律师让她与马斯洛夫见面,但是马斯洛夫写给她的信都被监狱扣留了下来,并未到达她的手里。
  1917年7月24日,对玛塔·哈丽的审判开始。拉杜的电报和无线电情报被认为是给她定罪的唯一证据,陪审团的7名陪审员都是军人。其中一名陪审员在回忆录中提及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则传言,说玛塔·哈丽出卖的情报造成了5万名士兵的死亡。庭审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佐证这些传言,所有指控都是含糊其辞的,没人知道她到底给敌军传递了哪些情报。而说到玛塔·哈丽那“有伤风化的”私生活,则是证据确凿。尽管她房间里没有一样物品与间谍有关,但是关于她私生活的证词给陪审员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拉杜提供了关于截获的无线电情报的证词。克吕内的辩护软弱无力,他找了几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来作证,他们声称玛塔·哈丽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女士,从未打探过军事情报。法国外交部长的秘书亨利·德·玛格黑从1905年以来一直和玛塔·哈丽保持着情人关系,他激烈地为她辩护:“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这位女士的看法。”尽管检察官没有呈交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战时法国急需一个替罪羊来重振整个国家的士气,玛塔·哈丽被判有罪,处以死刑。1917年10月15日清晨,她在巴黎郊外被秘密处决。
  距离玛塔·哈丽去世已有一百余年,这一百多年中,作家在传记和小说中书写她,演员在戏剧和屏幕上演绎她。实际上,在被处决的那一刻,这名荷兰舞蹈家、交际花就已经重生,变成了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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