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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与四个女人的纠缠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9-7-3 10:41| 查看数: 186|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形容皇帝的妃嫔众多,但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为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更遑论封建鼎盛时期的明清。明代的后妃多来自民间选拔,标准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唇红齿白,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等,尤为看重的还有必须出自善良有德、素有家教的良家。在文人墨客看来,后官属于一个既美丽又烂漫的特殊群体,朝夕与皇帝相伴,“承得雨露,便为天人”,可实际能与皇帝产生风花雪月故事的,究竟是少数,更多的后宫佳人都在无限期待之中,由红颜走向皓首。即使是被皇帝临幸,也未必能改变命运,更别说获得幸福。
  万历初年的政事,由张居正主持的“内阁”和冯保掌管的“司礼监”共同负责,万历帝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则居中协调,可以说万历帝朱翊钧只是个挂名天子。更多的时间,万历帝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帝王。在万历15岁时,两宫太后觉得皇帝已经长大,可以为他选妃完成大婚了,于是就下诏天下,为皇帝选妃。当时锦衣卫指挥使王伟年仅13岁的女儿王喜姐经过千挑万选脱颖而出,成为了万历皇帝的皇后。可是对于年少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可心,他和这位13岁少女的结合,更多的是依从母亲李太后的愿望。王皇后,祖籍浙江余姚,具有江南水乡女子的柔美细腻,而且性格端谨,识大体,与两宫皇太后相处融洽,可惜王皇后仅生下一个女儿,令万历帝非常失望。

明神宗朱翊钧
  雄伟壮丽的宫廷,年轻貌美的妃嫔,却令朱翊钧索然无味,为了排解空虚与寂寞,朱翊钧迷上了喝酒,或许喝醉了才能纾解胸中的无奈吧。虽然万历帝酒醉之后,经常惹是生非,甚至有过手提宝剑追砍权宦冯保,因此差点被母亲慈圣李太后废掉皇位之事,少年天子经此一事,对母亲俞加敬畏。一日,朱翊钧去慈宁宫中向母亲请安,却被母亲宫中一个相貌清秀的宫娥所吸引,于是趁着母后不在,借着酒兴,临幸了这个唤作王氏的都人,放纵了一把,事后匆匆走人。
  谁知一夜春宵,宫女王氏珠胎暗结,怀了龙子。几个月后,身形发福的王氏被慧眼如炬的慈圣李太后发觉,一番问询之后,李太后喜笑颜开,心想:“自己当年也是宫女,因为被裕王临幸,产下朱翊钧,才改变了命运。如今王氏的遭遇,如同自己的往昔,莫非天意如此,当以此女婚配我兒。”于是传来儿子朱翊钧问及此事,万历却矢口否认。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力挺王氏,万历不得不将其册封为恭妃,其后不久,更诞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孝端显皇后(王氏)

孝端凤冠
  王氏是幸运的,由一个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晋升为妃,更产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王氏又是不幸的,万历对她的临幸,或许只是单纯的一次酒醉之后的猎艳。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恭妃王氏的悲剧埋下伏笔,而被世人视作红颜祸水的郑贵妃的出现,只不过激化了这一隐藏的矛盾。
  郑贵妃,北京大兴人,14岁进宫,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被册封为淑嫔,乖巧玲珑,天资过人,一经介入皇帝的生活,就被万历皇帝惊为天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郑氏得宠原因,并非单纯的艳丽,更多地还是凭借其聪明机警并通晓诗文等其余妃子不具备的才华。她看清了万历这位少年天子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决心用自己的独有魅力去抚慰皇帝的内心,努力成为皇帝的精神伴侣。于是乎,她不仅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而且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甚至公然抱住万历,抚摸皇帝的脑袋。对其余人来说,郑氏胆大妄为,对于万历来说,已经将这个美丽明艳、天真烂漫的女人视作自己的知己。于是乎,对郑氏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将其由淑嫔升为德妃,再晋为贵妃。1586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地位更是如日中天。皇帝的殊宠,不仅令皇后、恭妃心生不满,更令满朝文武被迫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皇长子朱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氏即被封为皇贵妃,距离皇后的位置也仅一步之遥。这样一来,不仅王皇后难以忍受,以内阁为首的文官系统更是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火药味。“皇帝欺朝中无忠臣,要行废长立幼之举。”此类谣言满天飞,恭妃王氏也是如临大敌,幸而慈圣李太后对于长孙常洛非常喜爱,王皇后对于常洛也是视作己出。早在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以固国本。但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自然也不愿意将朱常洛立为太子,于是借口皇长子年龄尚小,推托过去。郑氏受封为皇贵妃,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先册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理由是恭妃诞下了皇长子,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由于言辞尖锐,导致万历皇帝大怒,将姜应麟及求情者一律下狱。此后南北两京数十人接连上疏申救,万历对此皆置之不理。
  万历皇帝的内心无疑是愤懑的:天子富有四海,册立谁为皇贵妃,是朕的家事,满朝文武居然合起伙来干涉天子的家事,实在是非常无礼。
  皇后王喜姐的内心无疑是非常难堪的:皇后名义上主管后宫,但是郑氏这个贵妃的待遇居然已经超越了自己这个正宫皇后,如果再晋升为皇贵妃,那么自己的皇后位置,怕是也会早晚不保。
  恭妃王氏的内心无疑是非常痛苦的:自己被天子临幸,皇帝过后居然翻脸不认账,自己已经为大明诞下皇长子,可是却迟迟没有被皇帝立为太子,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
  贵妃郑氏的内心无疑也是非常不平的:自己了解皇帝,皇帝宠爱自己,双方都将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过去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自己做个皇贵妃有什么不对吗?
  整个大明文官群体的内心无疑也是非常困惑的: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可以说,因为郑氏的出现,尤其是郑氏诞下的皇子朱常洵的出现,大明的中央政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并为帝国的衰落揭开了序幕。
  如果帝师张居正还活着,或许事情还有转机,不仅因为张居正足智多谋,可断大事,更因为张居正在朱翊钧小时候就长期侍候其经筵讲读,对万历这个学生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可惜,张居正已经死了,曾被万历帝亲切的呼作被大伴的冯保也被贬斥到南京去做净军,长久以来一直对朝政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慈圣李太后在儿子亲政后,也对指点朝政失去了兴趣,只是在慈宁宫中吃斋念佛,专心守护着皇长孙朱常洛。文官领袖内阁首辅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般政治手腕,以“和事佬”自居,努力调和皇帝与朝臣的矛盾,对皇帝一再迁就。最终,皇帝战胜了朝臣,以一己之力,强行晋升郑氏为皇贵妃,并与郑氏在神像前盟誓,共同约定立爱子朱常洵为太子,据说还写下了手谕,被郑氏收藏在寝宫的房梁上,只可惜后来被虫蛀掉了。
  当年迈的礼部尚书洪乃春依据太祖朱元璋当年立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建言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被万历帝下令廷杖六十,褫夺官职,勒令回乡反省之后,朝野大惊,各地要求册立朱常洛的章奏却如繁星一般递交到了通政司。尽管朱翊钧一怒之下廷杖、贬斥、流放了一百余位大臣,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慈圣李太后为了拯救自己这不成器的儿子,拯救自己出身卑微的皇长孙,暗中出面给万历皇帝施加压力。当万历帝到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时,李太后便问他不册立太子的原因。万历帝回答:“常洛是都人之子。”李太后大怒道:“你也是都人之子。”万历听后惶恐不已,跪伏在地上不敢起来。原来后宫中叫宫女为“都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所以她才会这么恼怒。朱常洛因此才得以立为太子,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回到寝宫,万历帝卧倒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与无力,因为自己到底没能把爱子常洵立为太子,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或许,万历帝真的是从内心看不起恭妃王氏,即使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太子的生母王恭妃依旧没有得到加封,王恭妃心酸不已,既长期见不到儿子朱常洛,又被丈夫万历帝异常冷落,整日以泪洗面。万历三十九年,王恭妃不豫,太子请旨前往探望母妃,发现母亲早就失明了,母子相见,王恭妃却只能以手触摸自己的儿子,十分凄切。其后不久,王恭妃就在无限的幽怨之中离世了。
  朱常洵虽然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但是被册封为“福王”,封国为繁华的洛阳,同时郑贵妃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儿子就藩。明制,皇子成年,受封王爵,就必须离开京师,到藩国居住。郑贵妃为了留住儿子,开出了天价的就藩条件,“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但是廷臣請王之藩者依旧数十百奏。同时睿智的慈圣李太后再次将了郑贵妃一军。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郑氏小心谨慎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慈圣太后毕竟饱经风霜阅历过人,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朱翊锣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万历帝也哭成了泪人儿。但是经此一事,万历帝内心对朝臣充满了难以化解的仇恨,贵为天子却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儿子为太子,至尊的权力却受制于廷臣,于是避居深宫,整日与郑贵妃享乐,而不与朝臣见面。之后万历长期不临朝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常态,即使内阁辅臣也轻易不能与之见面,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朝闹得不可开交。不仅朝政顿滞,而且两京十三布政司的官员大量短缺,同时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虽然不接见阁臣,但是万历帝放手使用宦官,派出大量的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将太祖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抛向云霄,且派出的税监陈奉、马堂、梁永等人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这些宦官也称郑贵妃为“内廷之主”,无视王皇后的存在。
  公元1615年,即万历四十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欲刺杀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该男子。太子乃是储君,现在有人居然敢刺杀当朝储君,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万历帝当即命令法司提审问罪,巡视御史刘廷元按律审讯。男子供出自己叫张差,蓟州人,自己之所以能顺利混进东宫,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提供的便利。至此,案情已经非常明了,郑贵妃想谋杀太子,然后召回福王,重新册立储君。但皇帝不愿深究,太子朱常洛也不敢追究,于是内廷传旨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凌迟处死,庞保、刘成二太监也在宫中被秘密处决,以了此案。王皇后之后多方回护太子常洛,对于在宫中嚣张跋扈的郑贵妃,则不与之计较,当此之时,或许王皇后就成为太子朱常洛在内宫之中唯一的盟友兼守护者了,这种守护关系一直持续到万历48年4月,王皇后驾崩。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心力憔悴的朱翊钧驾崩,长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虽说万历帝在临终之前,遗命阁臣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是这个诏令没有得到执行。曾经得宠的郑贵妃在失去神宗这位靠山后,在紫禁城这座寂寞的宫殿里又苟延残喘了10年,饱尝了世态炎凉。
  实事求是地讲,万历帝朱翊钧并非一无是处,如《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明人沈德符就评价少年时的万历皇帝聪颖好学,“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且从政治层面讲,万历朝没有宦官之乱,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三大征”也全部获胜,明帝国依旧是东亚霸主。但是万历皇帝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了他对中央朝政的处理。少年时,被母亲慈圣太后李氏严加管教,对母亲畏惧有加,即位后的头十年奋发图强,放手让老师张居正主持朝政。青年后,他发现母亲为自己选拔的皇后王氏,自己并不中意,且也没有为自己诞下皇子。在母亲宫中临幸的宫女王氏虽然为自己产下皇子,但是其身份又过于卑微,让一个宫女生的孩子继承大统,自己内心又不乐意。当其终于遇到和自己情投意合,且很会出谋划策的郑贵妃时,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知己,甚至在郑贵妃产下皇子后,想要立其为皇后,可是大臣们不同意,母亲李太后也不同意,于是乎朱翊钧这位特立独行的皇帝认为是大臣们干涉自己的家事,在郑贵妃的鼓励下,他选择了避居深宫,与朝臣疏远,想效仿自己的祖父嘉靖帝在内廷操纵朝政,可惜他又缺乏祖父那般政治手腕。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贵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连自己的家庭生活都处理不好,又何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一生纠缠于李太后、王皇后、郑贵妃,王恭妃四位女人织就的无形包围圈中,耗费了朱翊钧太多的智慧与精力,即使走向生命终点的一刹那,他依旧没有能破茧而出,做一回真正的自己,反而留下了“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的千古骂名,名为至尊帝王,实则可悲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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