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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藏书与读书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9-5-29 16:48| 查看数: 185|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我们都知晓郭沫若作为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知识分子,一生中完成了大量的著译作品,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和翻译等领域都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堪称现代文化界和学术领域的“劳模”。当然,创作只是郭沫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方面;他在藏书、读书等日常生活过程中,也留下了值得我们关注的诸多文化财富。
  一、不同时期郭沫若用于藏书的书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由日本归国参加全民族抗战。其后在严峻的战争局势下,他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不得不随着军队一起转移,过着四处迁徙的生活。1938年12月,郭沫若一家由武汉经由桂林来到重庆,住在重庆天官府4号,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他在重庆的寓所是因抗战撤离而被动搬迁而来,而且还要应对随时可能的再搬迁,因此住所内的布置和相关物品都显示出简便临时的特征。最能体现临时性特点的便是郭沫若书房中的书柜了。它由三个装弹药的弹药箱横放摞置而成。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所使用过的最简陋的书柜吧。目前这组三层弹药箱式的书柜原件藏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中;在该馆第二展厅的西墙边上则长期展出这三个弹药箱书柜的复制品。书柜中书的排列并不整齐,有的横着放,有的竖着放,书的大小和年代也不一致,厚薄全部混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二层中的线装书显然是郭沫若在刚使用不久后临时放上去的。书柜中的书很多并非是郭沫若自己的,因为书脊上有非常明显的图书馆馆藏书目分类的标签。从书柜的样式,以及书柜中书目摆放的样态来看,显然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遇有突发情况,就可以随时收拾撤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北京的居所也固定下来。西四大院胡同5号是郭沫若在北京第一个居住较为长久的固定寓所。郭沫若女儿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书中记叙大院胡同5号院“是一个中西式结合的院子,有南房,有北房……还有一座比较大的山石假山,……南房中间建着一座两层西式楼房”。郭沫若的办公室兼书房便在这座两层西式楼房的东侧。自西四大院胡同起,郭沫若寓所中的客厅、办公室和书房就联系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式的格局了。这种布局也延续到前海西街18号。西四大院胡同5号院楼房一层中门的上方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不染亭”牌匾。这是郭沫若在文物市场上自行购买的。这显示出郭沫若对何绍基书法的欣赏;当然,也是他对“不染”二字的深深认同。从现存郭沫若在该寓所的照片可见,此时书房的陈列井井有条,桌面除了笔架等必须品外,已经不再堆积多余的书籍。随手所用的参考资料多放置于窗台之上,而不太经常使用的图书则放入崭新的书柜之中。
  郭沫若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居所是前海西街18号。在这个占地7000平米的传统四合院中,也有一间非常宽敞的书房。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留存下来的郭沫若原装书房。书房内各种物品的摆设错落有致,靠窗摆放着两张宽大的书桌。郭沫若通常在东面的书桌办公写作。书房中还有接待来访客人的长条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摆放有一摞摞的书籍。最能体现书房特性的是紧靠书房西面墙而放置的书柜。它长约1.5米,高约2.5米,为三层木质双开门书柜,每一层按照类别整齐摆放着郭沫若日常的用书。其主要是成套的系列书籍。
  在书房内其他区域,工具书、资料集等都零散堆放,如在东面沙发前的条几上,有郭沫若长期使用的一些工具书;靠近书桌的窗台上则摆放着郭沫若随手使用的图书资料及文件。
  书柜形态的变迁,从侧面说明了郭沫若从借阅书籍到自己藏书的重要变化过程,这也说明藏书情况是受经济条件的影响而变化的。
  二  前海西街18号书房里的藏书
  “藏书愈多,则人愈幽,智愈深,心愈闲,目愈空。悉由日与圣贤对话,工夫到处,卓然高坚,能挽世风而易时俗,是为藏书之大有益也。”(黄图珌:《看山阁闲笔》卷十二》)藏书的情况可以从侧面看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学问和修养的情形。
  目前全世界郭沫若藏书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新川亚非图书馆中“沫若文库”,这是郭沫若将自己在日本生活期间所有藏书等资料捐献后所建成的资料库;另外一处就是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纪念馆。这是郭沫若生命最后15年的居所,他去世后所存留在此的书籍都作为藏书被保存下来。日本三鹰“沫若文库”,因条件所限,国内人员能够亲临查阅的并不多;而国内的藏书处,也因以前在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访客,大都未关注或谈及过这方面的问题,未能留下相关的记忆性的文字。郭沫若的藏书目前除郭沫若纪念馆相关工作人员外,很少有人见到过。
  郭沫若在前海西街18号的四合院中完成了《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史学、考古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也进行了《英诗译稿》的文学翻译。郭沫若在耄耋之年所进行的文化探究,无一不是在他广泛阅读和思考中完成的。而这自然与他拥有丰富的藏书密切相关。
  类别多样,书目繁多是郭沫若藏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郭沫若的藏书大致可分为线装古书和现代版式书两大类别。目前在郭沫若纪念馆原状展厅书房的书柜中,展示出来的多是现代版式的图书。在这些藏书中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较为全面。郭沫若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巨匠。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郭沫若走向中国文化和政治舞台的指导原则,并贯穿了他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一生。从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郭沫若便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郭沫若到了晚年,即便身兼国家要职,仍能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可以从他在书房书柜中的藏书略见一斑。距离他书桌最近的一排书柜中,摆放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 与“二十四史”以及《世界通史》等中外历史著作更是他书柜中重要的藏书。在文学方面,书柜中的《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显示了郭沫若对鲁迅文化成就的敬重。他通过不断阅读鲁迅的著作,去探究其深邃的哲理内涵和美学意蕴。除了中文图书外,外文书籍也占据了书柜的整整一格,其中不乏《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THE SITUATIONG IN BIOLOGICAL SCIENCE》《戰後十五年の日本美術史》等世界各國重要的书籍。
  签字本的赠书,是郭沫若藏书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早在1942年,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中便指出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明确了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随着郭沫若在学术圈内的知识交流、以及与世界国际文化人士的文化交往的开展等,郭沫若与文化同仁的相互赠书,相关学者将出版的学术专著的赠阅,还有国际友人来访时的馈赠,都成为郭沫若签名本藏书的重要来源。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家、导演河原崎长十郎,曾将郭沫若历史剧《屈原》搬上日本舞台。他在1970年便题赠给郭沫若日本演剧研究杂志《舞曲扇林》。日本进步作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在1960年时也将自己的作品《心的轨迹》题赠给郭沫若。签名本的藏书相对于直接购买的书籍来讲更加具有文献历史价值。
  诸多善本线装古籍书也是郭沫若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郭沫若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1949年后,郭沫若为了完成《管子集校》的工作,收藏了诸多有关管子的善本书。如明刻本《新锲官板注释管子全集》,明刻本《合诸名家评定管子全书》,日本庆应元年(1865)刻本《管子纂诂》都在他收藏之列。郭沫若还完成了《李白与杜甫》等重要学术论著,校订了长篇弹词《再生缘》。
  分门别类的各色书籍,揭示了郭沫若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现代学者的阅读历程,同时也凸显出他独具个性的文化价值。另外,郭沫若纪念馆作为文化名人的纪念地,不仅仅只是供游人参观游览的公共教育场所,更应是研究现代文化名人的重要武库。
  三 郭沫若所藏百衲本“二十四史”
  郭沫若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讲过:“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由此可見古代典籍应是郭沫若所必须反复阅读的图书。
  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新川亚非图书馆中的“沫若文库”是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期间的藏书总库,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献和参考书”(曾宪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日本“沫若文库”谈起》)。由此可见,郭沫若阅读的喜好所在。
  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寓所的卧室,是紧挨着书房的一间约10平方左右比较狭小的空间。相对于客厅的宽敞和书房陈列的齐备,卧室倒显得非常简朴。一张宽1米2左右的钢丝床,一个简单两开门的衣柜是最基本的配置;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物品及装饰,反而是在床头靠墙位置所放置的一个高约1米5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颇为引人注目。
  卧室是专供日常休息睡眠的场所,在卧室中放置书柜自然显得比较独特;因为一般来讲,即便是卧室中有藏书,也应以娱乐和休闲类为主。目前在郭沫若晚年卧室中陈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应该是商务印书馆所印制。
  考虑到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了固定居所的史实,像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样册数众多,而且还有专门书柜(分为15单元格)装纳(非常不方便携带),应为1949年后所购置、收藏。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由张元济主持完成的巨大学术工程。在他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通过对“二十四史”许多版本的相互参校、补缀等方式编辑而成百衲本(如僧人之百衲衣)。该版本于1936年全部出齐,从而改变了以前“二十四史”因选用各种珍奇版本所造成残缺不全的弊端,使“二十四史”的版本更具学术权威性,可满足专业读者学术研究使用。所以,就“二十四史”版本的现实价值,大家普遍达成“论享受阅读,要看‘聚珍本’;论版本权威,当推‘百纳本’”的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将创作的精力转向了史学方面,特别是在晚年相继完成了《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多部学术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郭沫若旁征博引,显现出丰富的史学知识。这可以说与郭沫若阅读百衲本“二十四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郭沫若为什么单独将“二十四史”放在卧室的床边呢?这主要还是由于他个人的阅读习惯,以及自己所从事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日常工作特性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如果说郭沫若的客厅是接待客人的场所,那么它就是完全的公共空间,可以毫无遮挡地向外人展示,供客人随便进出。而书房则具有了半隐蔽的特征,进入其中的人员多是与郭沫若谈论书稿、考古等学术相关问题,它界于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之间。而卧室则是郭沫若纪念馆房间中最私密的地方了,从坐落位置来看,它位于客厅、书房的最里面,只有连续穿越客厅和书房后才能到达卧室。从其狭小的空间来看,也不允许多人的共存,所以,它最具有私密空间的自然属性。从郭沫若卧室私密属性的角度来讲,主人对百衲本“二十四史”显然十分珍爱。他将装帧精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摆放在自己的床头,说明他并不想将此套书轻易示人。百纳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因恰逢战火纷飞的时期,所以比原计划推迟了3年才全部面世;再加上当时印制的数量不多,因此郭沫若所藏的这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文献价值就更加突出。
  郭沫若是一位爱藏书、喜读书的现代知识分子,随着对于他生前藏书情况的分类整理和数据统计,一大批珍稀书籍版本也会浮出水面。与此相应阅读史视野中的郭沫若也将会是另一面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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