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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东土开发与象之南迁不复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4-30 08:58| 查看数: 1822| 评论数: 2|帖子模式

内容提要:
商末野象于淮河以北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泰山周边,亦即当时的“泰山田猎区”。周人东征以后,泰山周边尤其是汶水流域一带涌入大量以农耕为主的西土外来人口,商末田猎区被改造开发为农耕区,野象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由此遭受严重破坏。同时随着西周中期气候转为干冷,野象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一线。春秋时期,齐鲁一带气候虽又开始转暖,但北归之路已被洙泗流域与汶水流域一带的各式居民点阻断,且泰山周边的环境亦早已不适合野象生存繁衍,所以大象未能再回到齐鲁大地。导致商周野生象迁徙的,固然有气候变迁的原因,但人为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适逢全新世中期(大暖期)与晚期的过渡阶段,全球气候变化相对剧烈。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殷商与西周早期,年均气温较之现在要高2-3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亦较现今高5摄氏度左右,雨水比较丰沛,各种亚热带动植物生长繁衍于此。西周中期以降,该区域气候转为干寒,很多动物向南迁徙,植被亦相应地悄然发生变化。这样的干冷状况大概持续了一两百年。到春秋时期,气温有所回升,某些亚热带动植物又在该地区重新出现。①基于以上情况,研究者多认为该区域内动植物的种类格局、分布与变迁,主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结果。此等主要由气象学家、自然地理学家率先提出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很多学者往往用它解释商周时期中国野象活动区域的变化。但随着新材料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应的甲骨、金文地理研究的日趋深入,又出现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新问题,促使我们对商周气候环境与野生象迁徙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例如,殷商时期中国野象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何地?文献所载“商人服象”究竟应作何解释?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有了明显回升,很多典型性亚热带动植物如麋鹿、竹子等重新在该地区出现,但同样作为亚热带气候表征的野生象何以一去不返?文献所载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之说反映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现象?如此种种,窃以为均须重新梳理与考察。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围绕商周野生象的基本活动区域、野象“南迁而不复”及其背后原因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先秦生态环境史尤其是东土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点,同时希望能够为现实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一点借鉴。不当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卜辞所见殷商野象主要活动区域

   《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从中大致可以推测,在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及周边地带,或有数量较多的野生象群出没。随着殷墟甲骨的发现与发掘,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梳理相关线索,纷纷就当时野生象的活动区域提出精彩见解,有些意见对今天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例如罗振玉很早便曾指出:

   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说见下),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非伸出口外之二长牙,乃口中之齿),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②

   王国维亦综合文献、卜辞与殷墟所出象骨遗存等材料,同样持象乃中国(即中原)固有之物、并非来自南方、殷商黄河南北或中国亦有大象之说。③其相关论证颇为简略,某些说辞存有纰漏甚至错误,但结论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在学界影响很大。其后如王氏弟子徐中舒撰写《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观点。④其说得到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认可。此后,随着著名的“沁阳田猎区”说的提出与渐成体系,⑤今河南为殷代野象活动区域的观点得以进一步巩固。⑥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当时野象的活动区域甚至可以扩大至整个黄河流域或华北平原(也即黄淮海平原),⑦这些说法同样具有比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无疑具有推动作用。当然,客观地讲,上述种种观点均有商讨修正之余地,目前看来,至少与殷墟卜辞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总之,就黄组田猎卜辞所涉及的曾经有野象出没的地点而论,殷商时期野象的主要活动区域似应在今山东省的泰山之周边。

   事实上,这一基本判断在其他组别的相关卜辞中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例如《合集》1052(宾组)有“丁酉卜,争贞:兒(郳)[以/来]象”、“贞:兒(郳)不其[以/来]象”之对贞记录,(15)而《英藏》322(宾组)亦有“……兒(郳)……象……”之残文,由此说明,兒(郳)可能曾向商王朝贡纳过野象。按兒(郳)为东土国族名,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宾组大字类卜旬卜辞《合集》1075,其验辞部分有“三日丙申允有来艰自东,澅告曰:‘兒(郳)[伯]……’”云云之记载(按:“伯”字据同文卜辞《合集》3397补),结合同类卜辞如《合集》6057所反映的文例推测,兒(郳)一定是在殷东,而且离临淄迤西的澅地不远,唯其具体地望眼下还不易确定,目前或有两种可能。《左传》襄公六年载齐“迁莱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说文》据此云“郳,齐地”,(16)此或可与卜辞兒(郳)伯之兒(郳)相照应。此外,周代东方有兒(郳)国,又称小邾国。依据近年考古新材料可知,春秋早期郳国大致是在今山东枣庄市一带。(17)这似乎亦能为卜辞兒(郳)地的考察提供一定线索。无论郳地在南或北,既然兒(郳)族可能向商王朝进贡过野生象,说明兒(郳)地附近也是野生象的活动区,这恰好与前面所讨论的商晚期野象活动的主体范围相吻合。今大体画出“商末田猎区与野象活动区域示例图”如下(图1),以供参考。

   又依照卜辞记载,殷商早期的著名人物雀,或亦曾向王朝贡纳过野生象,雀所贡纳的野生象究竟出自何方,卜辞本身并无明确交代,所以同样有必要略作说明。按宾组卜辞中还有一版涉及雀是否“以象”(即携象进贡之谓)的占卜记载,其辞曰:

   戊辰卜,雀以象。

   戊辰卜,雀不其以象。十二月。(《合集》8984,宾组)

   按雀乃武丁时期的著名将领,殆属王族成员,(18)但他又常年领命在外,为王朝征伐四土,身份或与同时期的子画类似。他还经常贡纳数量可观的龟甲,以供王室占卜之需,例如“雀入(纳)卅”(《合集》190反,宾组)、“雀入(纳)二百五十”(《合集》1100反,宾组)、“雀入(纳)百”(《合集》9241,宾组),等等。由此足以说明雀的主要活动区域可能是在商王畿以外。而且可以肯定他经常在东土出没,例如:




图1 商末田猎区与野象活动区域






图2 山东地区晚商晚期聚落形态

   资料来源:陈雪香:《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通过殷墟田猎卜辞地理研究可知,这一商代文化遗存极度贫乏的区域,恰恰就是商王朝的田猎区,(30)以商末帝乙、帝辛时期最具典型,相关记录亦最为详备。而年代更早的武丁时代,商人已是经常出没于此地,大行田猎之事。例如:

   1.……狩斿,允……亡灾……其……(《合集》10196,宾组)

   2.……其……丧……彘……(《合集》10250,宾组)

   3.……在丧,亡其鹿,王弗获。(《合集》10297,宾组)

   4.贞:子画弗其获豕(?)……(《合集》10426,宾组)

   5.……令画执兕,若。(《合集》10436,宾组)

   6.弜往逐殸(31)(祊)燕(?),弗其擒。(《合集》10500,宾组)

   7.获……麦……丁……

   癸未卜,宾贞:王狩。(《合集》10580,宾组)



   由此可见,商末以盂地为中心的“泰山田猎区”,至少肇端于殷商早期的武丁时期。以后商人在此地的田游活动愈发频繁,到帝乙、帝辛时期,与该地区有关的田猎卜辞竟多达2000余条,涉及具体田猎点至少有60多个,形成一整套与田猎活动相关的包括田猎时日宜忌、田猎专职人员如犬人的设置、田猎手段与方式等各种内容的规程。“商王好田猎”之说,得以充分体现。商末频繁的田猎活动,也引起作为当地土著的东夷各部族的不满,从而引发双方武力冲突。文献所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与“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似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32)商人在泰山周边大肆田猎,有时还会采用焚烧草木森林的极端田猎手段(如《合集》10198正、《屯南》2232、《屯南》4462诸辞所示)。甚至在淄、汶二水流域的某些地方已开垦出少量农田,如无名组卜辞《合集》28200、29004等有“藉丧、旧田”之占卜记录,最为典型。但总体而言,此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还是相对有限,当地生态平衡可能尚未被打破,至少尚未达到迫使野象群整体南迁不复的程度。

   除“泰山田猎区”之外,殷商时期的其他地方尤其是淮河以南地区,当然也有野象活动,甚至可能数量更多。例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及成都金沙村遗址均曾出土大量完整象牙,(33)结合《左传》、《国语·楚语》、《尚书·禹贡》及《山海经》等相关记载判断,四川盆地一带无疑是当时野象的重要活动区域。而依照春秋战国时期文献材料逆推,江汉流域同样应该是野生象的重要栖息地。但关键的疑点是:当时黄河两岸及其以北的其他地区是否也是如此?鄙意以为,这恐怕需要慎重考虑。此前很多学者曾提出商代野象遍布中原大地,甚至明确主张殷墟周边同样是野象的主要活动区,依据是有学者认为商代田猎区位于以晚商王都殷墟为中心、以20公里为半径的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34)综合起来看,以往研究成果所提供的主要证据有如下几点:第一,殷墟先后发现过2个象坑;第二,殷墟遗址所出动物遗骸中有象骨,一些大型墓葬如妇好墓中还有数量可观的精美象牙器出土;第三,“豫”字乃象邑之合文,河南古以“豫”名说明当地产象;第四,田猎卜辞中有关于捕猎野象的各种记录,这一条最为重要。



  同样,位于安阳西南方太行山东南麓的沁阳地区以及安阳东南方的濮阳地区产象之说,其核心证据依然摆脱不了田猎卜辞中的相关记载。然而考虑到晚商的田猎区主要位于泰山附近,且上文已经论证,但凡涉及抓捕野象的田猎地点,均在东土范围内的泰山周边区域。所以,对于沁阳或濮阳产象说,笔者亦不敢轻易苟同。

   总而言之,商末河南(无论整体还是局部)为产象区的通行意见,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若想证成此说,可能还需拿出更为直接、可信的证据。就目前所能凭借的卜辞记载论,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讲,除了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泰山周边尤其是淄水与汶水流域才是商末野象真正的主要活动区域,这是由晚商时期当地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因素共同决定的。

   三、西周以降野象南迁不复及其主要原因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春秋中期野象已基本退却至今淮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江汉流域一带。例如《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据《诗》序,该诗为歌颂“僖公能修泮宫”而作,(39)故诗作描述的年代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早中期之交。晚商时期的齐鲁大地尤其是泰山周边原本榛莽未辟,人迹罕至,各种动物成群出没,乃野生象生活之天堂,仅黄组卜辞中所载被商人捕获的野象就达30余头之多,其实际数量之可观不难想见。春秋时期象齿已成鲁国宫廷奢侈用品,须待淮水流域的夷族贡纳,亦可见当时山东地区已罕有野象踪迹。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对楚王之语,其中有“羽、毛、齿、革,君地生焉”云云之辞。按齿即象齿,革为兕革,说明当时野象与兕牛等亚热带动物已退居至淮河与江汉地带,此与《鲁颂·泮水》所反映情况完全一致。《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类似记录还有一些,相关学者亦有很好的分析论证,不再赘述。

   关于西周以降野象南退的原因,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作过解释。如《孟子·滕文公下》:“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不难看出,孟子与《吕氏春秋》编撰者的说法基本一致,即认为野象南迁乃周公等以武力驱逐的结果,是人为因素起主导作用。(40)

   但现代学者似乎不太同意古人的这些看法,例如古气候学家通常把它归结为气候冷暖变迁所致。按气候变迁主因说当然有其合理的科学依据,但只能解释周代野象南迁现象,却无法说明其后的野象一去不复问题。古气候研究表明,先秦黄淮海地区的干冷气候持续时间只有短短一两百年,春秋早期以降,齐鲁地区的气温又有明显回升。据《春秋经》记载,鲁国曾多次发生冬季无冰事件,如桓公十四年(前698)“春正月无冰”、成公元年(前589)“春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春无冰”等,均为大家所熟知。因为今传《春秋经》用“夏时冠周月”的方式以纪时,所以“春正月”是指夏正(农历)之十一月,“春二月”乃夏(农历)之十二月。(41)隆冬时节而无冰,足见当地气候回暖之一斑。与之相应的是,各种亚热带动植物又重新回归齐鲁大地。例如据《春秋经》记载,鲁庄公十七年(前667)冬,鲁国境内“多麋”,杜注以为“麋多则害五稼,故以灾书”。(42)众所周知,麋鹿(亦名四不像鹿)古称“泽兽”,喜欢温暖湿润的河、湖、沼泽水域,是比较典型的亚热带动物,可以作为衡量气候变化的标尺之一,此亦与《春秋经》关于冬季缺冰的频繁记载相吻合。所以说,当时齐鲁一带的气候条件已完全适合亚热带动物生长与繁衍。又如《孟子·梁惠王》有“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云云之辞,按魏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纬34.5度),其纬度略低于鲁都曲阜(北纬35.5度),但均在今中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北纬34度)以北,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春秋时期鲁国多麋记载之可信度比较高,气温回升也是确乎其然的事实。

   不唯如此,春秋时期的齐国国都临淄(北纬36.5度)附近,在古文献中亦多处可见有关竹林的记载。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齐懿公“游于申池”,为邴歜、阎职合谋弑杀,并被“纳诸竹中”,即直接抛尸于竹林之内。按诸杜注,申池大概是在齐国都南城西门也即“申门”左近。(43)又《左传》襄公十八年亦云,己亥日晋国军队焚烧齐国都城的雍门及西郭与南郭,而“刘难、士弱帅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与文公十八年所记互为呼应。此外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记载,“景公树竹,令吏谨守之”,这就是说春秋中晚期齐都附近的气候条件依然适合亚热带植物竹子的生长。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野生象并未因气候重新变暖而回归至齐鲁大地。所以,象之南迁尤其是一去不返的现象,似乎并非由气候变化这一单一因素造就。尽管孟子等主张的周公武力驱赶之说有附会、甚至神化周公之嫌,但他们把野象的南迁归结为人为因素所致,恐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将人类活动视为造成野象南迁之主因,所论虽多属只言片语,但亦弥足珍贵,于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不无裨益。例如宋镇豪尝言:“西周中叶以后,气候变寒,加上人们的开发活动,造成中原地区生物植被的退化,才迫使象逐渐向南方迁徙。”(44)满志敏等则云:“野生亚洲象在气候上应属于亚热带动物,可以活动在亚热带的北界附近。而在亚洲象南退的幅度方面,从黄河流域到今天的西双版纳,共有10多个纬度。但比较全新世大暖期与西周以后的气候带迁移幅度后知,能够造成野象南退的气候带仅仅南退了2-3个纬度,因此,在历史时期野象的大幅度南退主要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45)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大象在商周时期曾广泛活动于中原地区,但东土野生象的南迁确实是多方面因素综合造成的,尤其是西周以后东土拓殖手段的转变直接导致当地人口激增,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这对于大型野生动物的生存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周初封建过程中对东土的拓殖行为,使得大批西土人口入驻该地,人们的经营手段从商代的游猎为主、农耕为辅转变为周族惯用的农耕为常、田猎为变。由于农业生产对人口稳步增长更为有效,故而又进一步促使当地人口膨胀,人与自然尤其是与野生动物的竞争变得更为紧张甚至惨烈。《春秋经》“多麋”的记录,被认为是对当地农事的极大损害,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便是野生象群退却至淮河流域,且再也没能回到泰山周边之故地。

   周人平定东夷之后,首要之事就是在东土封邦建国,最重要的诸侯国当然是姬姓的鲁国与姜姓的齐国。此外,王朝还在鲁国以北的汶水下游沿岸新分封一些诸侯小国。例如“封帝尧之后于祝”(《礼记·乐记》),也即金文所见之任姓“铸”国,其地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即《左传》定公十三年鲁国所筑蛇渊囿之旧地。又如“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礼记·乐记》),其地或在今新泰市境。又封文王子叔武于郕(文献中亦作“盛”),其地大概在今山东汶上或新泰境内。位于泰山脚下的今山东肥城以南,则有族姓不明的棘国,见载于西周中期史密簋铭(《新收》636)与《春秋经》等文献。(46)与棘相近者还有诸妫小国遂,(47)大致在棘国之南的“汶阳之田”一带,遂国亦见于史密簋铭与《春秋》经传等文献。(48)其他还有大家熟知的宿、须句等,不一而足。又周初出于有效控制四土的目的,还设计出一套巡狩之制,以巡察四方诸侯守土之职。如成王、康王与穆王便曾巡视东土,封禅泰山,或在泰山周边盘游狩猎。为便于东土诸侯朝会天子、襄助方岳之祭,周王还将泰山脚下部分土地分别赐予相关诸侯,以作其“汤沐之邑”。例如济水以西的卫国,得有汶水上游“龟阴之田”附近的盂地;新郑一带的郑国,则有汶水下游“汶阳之田”范围内的祊地;受封于北京琉璃河附近的燕国,则得到今山东平阴、肥城一带的“榆土”之赏赐。(49)而在汶水上游沿岸,西周王朝则部署类似军事前哨站的各种邑落,如周穆王时期的班簋铭文(《集成》4341)提及“秉緐、蜀、巢命”中的緐、蜀与巢(巢丘)即是。同时,东土方国中的卿士大夫亦不甘落寞,如鲁国诸强宗大族便在汶水流域一带先后拥有各自的采邑,以作为家族与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从此,泰山以南至汶水沿岸,各种大小聚落星罗棋布(图3),改变了商末人迹罕至、禽兽遍野的格局。尤其是随着姬姓周人及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友邦的入驻,当地的经营模式彻底更改,农耕便成了最为主要的生产手段,汶水两岸从此便有了“龟阴之田”、“汶阳之田”与“杞田”等规模可观的大批优质农田。甚至进一步扩张到古济水以西区域,有了“济西之田”的拓殖与争夺(参见《春秋经》僖公三十一年、宣公元年、宣公十年相关记载)。同样,鲁北的齐国也在短时期内人口大增,(50)至东周时期已是“膏壤千里宜桑麻”,(51)尽显田园景象。而农田开垦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是大家所熟知的。不仅如此,当地大小聚落的涌现,势必需要大兴土木。于是大小贵族与普通民众纷纷就地取材,当地山林树木由此遭受进一步破坏。如《诗经·鲁颂·閟宫》记僖公建造閟宫,“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这就是形象而生动的例子。


图3 西周时期泰山周边地区聚落(部分)分布


   由重农而物阜,由物阜而口众,由人口骤增而生态激变、禽兽远遁,这一周代东土经营手段改变后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或许才是野生象群从泰山周边南迁至淮河流域、并从此一去不复的关键所在。即便春秋时期气候转暖,野象的回迁之路大概也已被汶水流域及以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各种聚落、国族所隔断,再也无法回归先前位于泰山脚下的那片区域。英国环境史学者伊懋可尝言,“人与大象的‘搏斗’在三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战线是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第二条战线是农民为保护他们的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而与大象搏斗”,第三条战线就是为获取象牙、象鼻,或者出于战争、运输及仪式需要而抓捕、杀害大象。论者进而强调说:“栖息地被毁则是要害所在。”(56)所言甚为精辟,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思路。上古时人说周公武力驱赶固然不妥,但今人力主的“气候变迁主导”说,恐怕也不够周全,尤其是野象一去不复之历史现象,绝非简单的气候变迁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壮举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就相关问题得出几点新认识:第一,商末野象于淮河以北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泰山周边,也即当时的“泰山田猎区”一带。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殷墟周边因为开发较早、人口众多,并不适合野象生存。第二,周人东征以后,泰山周边涌入大量以农耕为主的外来人口,将商末的田猎区改造成东方重要农耕区,从而影响到当地的植被与生态环境,野象的栖息地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随着西周中期气候转为干冷,象群便顺势南迁至淮河流域。第三,春秋时期,气候虽又开始转暖,但由于北归路已被切断,且泰山周边环境亦早已不适合野象生存繁衍,所以大象一去不复。随着中原农耕文明向南推进,最后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连成一片,野象群唯有步步南退,最后只能局促在今南疆边陲这一狭小的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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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admin 发表于 2017-4-30 09:01:10
作者简介:陈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原发信息:《历史研究》(京)2016年第20165期 第4-18页
admin 发表于 2017-4-30 09:03:11
原文中有很多古文字,请点击图片放大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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