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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之文官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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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8 22:1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太平天国正式立国的14年,也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无日不战的14年,武将们的名字很容易被历史记住,而与此相反,文官们就显得有些黯淡无光。
只要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都势必要实行文治和武功两种手段,任何一方面偏废,都会导致这个国家和政权成为跛足巨人,始而裹足不前、寸步难行,继而进退失据、轰然倒地。太平天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文官体系的畸形和孱弱,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文官体系。
谁是文官
这个问题看上去颇有些滑稽:中国几千年历史讲究“文东武西”,看看官员的班次、职称、服饰,不是可以一目了然了么?
问题是,在太平天国,谁是文官还真说不大清楚。
先看职称。
太平天国前期,朝内的正职官最大为军师,其下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从名目上看,似乎检点、指挥、将军是武官,军师、丞相是文官,实则不然。
先看军师。前期的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分管中、前、后、右、左5路军,这5路军最初各有1个军,到永安为各两个,武昌为各6个,到了天京,发展为各19个,共95个军,可以说,军师不但是武官,而且是太平天国最高级别的武官。
再看丞相。丞相在中国古代的职责是“燮理阴阳,总司百椽”,是文官之长,可太平天国的丞相在前期分天、地、春、夏、秋、东,正、副、又正、又副共24个,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将都是丞相,如前期最重要的两次军事行动扫北和西征,前者的三位主将,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吉文元是春官副丞相;后者的主将赖汉英是夏官又正丞相。很显然,丞相就算不是武官的专称,至少也不是文官的专称。
那么文官上哪里去了?
原来太平天国的官衔,只是一种“职称”,表示的是级别、待遇,而不一定是表示从事的工种,要找文官,得看在丞相、检点之后的具体工作。
比如号称前期“文臣之首”的陈承镕,其官衔先是侍卫,然后是指挥、检点、丞相,最后是佐天侯,看不出是文是武来,但他的工作性质是“任朝内官领袖”、“专司文书出入”,自然是文官了。
比如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他在任职夏官正丞相、卫国侯的时候,被杨秀清委以“主刑名”,也就是负责全国刑事案件审判的职责,归入了文官一类。
还有天官正丞相曾水源,曾负责给诏旨拟稿;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和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分任天王的左史、右史;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在前期掌管女营事务,后期一度担任过朝政的总管;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曾负责删改儒家经典。这些人当然都是文官。
再比如,挂着“职同检点”、“职同指挥”之类干部级别的一些杂职官,如天王府的侍臣、掌朝仪、通赞、引赞,各王府的尚书、承宣,朝内的各种典官、考试官、育才官,这些理论上也都是文官。像后来当上王爵的黄期升,就当过典朝仪、左正史,负责过天京城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期鼎鼎大名的赖文光,此时也以天王原配赖氏娘家干亲的身份,在文官堆里充当一颗默默无误的螺丝钉,甚至连具体职衔都未能保留下来。
后期丞相、检点等已变成很低的职位(一个100来人的队伍里就有十几个丞相),几乎所以官员都有了爵位,因此文官都被加上了明确的头衔,并印进官执照、刻进印文,如前面提到的黄期升,后来封为相天义、相王,挂了真神殿大学士的头衔;前期负责官员选拔、户口管理等具体事务的官员都是临时委派,后期则设置了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共24员,实行专业化管理。此外,还设有负责朝政的掌率、负责考试的文衡总裁、负责官吏监察的京内总鉴、京外总鉴,等等,各类典官也依旧设立,至少从形式上看,后期比前期像样多了。
中国自宋以后,官职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官以文官为主,而在太平天国,这个特点却无法体现,因为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军队里一个军的最高长官为总制,副长官为监军,底下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5级军官,可地方上的建制却也沿用军队职称,郡的长官为总制,县为监军,军帅以下则是乡官的头衔,这样在外人看来,就很难分清谁是文官、谁是武官了。
后期官爵滥觞,地方军队里侯爵以上大员成千上万,而地方郡县官员却还沿用总制、监军的职称,这自然令文官的地位显得十分低下,但另一方面,前期那种文武混淆的局面,反因此有所改善。后期地方上最显著的变化,则是设立了省级最高文职——文将帅,理论上负责全省的民政大权。
文官不文
虽说是文官,可是真正有文化的似乎并不算多。
太平天国有记载可查的文官中国,秀才以上学历的似乎只有一位:夏官正丞相何震川,这位广西象州秀才最初的工作是每个月写一本洪秀全语录,送交有关部门备案,后来则负责按照洪秀全的旨意,删改四书五经,比如把“唐太宗”改为“唐太侯”,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国乎’”,改为“孟轲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于我郭乎’”,将经史里的“酒”都改为“茶”(洪秀全禁酒),等等等等。
其余文官的学历就比较惨了。
像曾水源、曾钊扬,这几位都是私塾先生,冯云山以前的同事;黄玉昆是讼师出身;被称为“太平天国才子”,曾协助冯云山制订朝仪的卢贤拔,是杨秀清的姻亲,他在起义前,是靠在集镇上帮人代写书信谋生的。
前期号称“文官领袖”的陈承镕,史料上说他“识字无多”;东王府的尚书理应是重要文官,但东殿尚书傅学贤却在甲寅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杨秀清“天父下凡”,下达修改圣经重要指示时,坦言“并不识字”,请求找识字的其他同事一同来领受“最高指示”;各王府的承宣,本应是负责宣传的文官,但目前有据可查的许多承宣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武将,如金田起义时就是拜上帝会领袖的黄文金曾任东殿承宣,“目不识丁,凶悍异常”的西王妻弟吉志元曾任北殿承宣,等等。
后期文官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文衡总裁,原本是负责科举考试、选拔文臣的重要文官,正总裁先由洪秀全族弟、当时为朝政总理的洪仁王干担任,但副职的人选却是并不识字、且基本不在朝中的英王陈玉成;后来洪秀全对考试管理班子进行大调整,但这个调整却更加荒唐——任命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为正副文衡总裁,让洪仁王干、黄期升担任他们的助手,而这时前面3人中死得最晚的杨秀清,也已经死去5、6年了。#p#分页标题#e#
负责监察要务的总鉴职责十分重要,但目前查到的人选却更加可笑:京内正总鉴为洪秀全外甥、萧朝贵次子蒋有福,天京陷落时也只有12、3岁;又正总鉴、副总鉴为天王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两人都是半文盲;其余的几位正副总鉴都是洪仁发的儿子,大的不过20出头,小的恐怕还不到10岁。
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幼天王洪天贵福下诏添设殿前赉奏官,负责传递群臣本章,这应是极重要的文官,但次日宣布的首任赉奏官人选,却是萧朝贵的长子、当时不过十二岁的幼西王萧有和,以至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幼天王不得不任命了一个叫黄得用的为临时赉奏官,帮年幼的萧有和补台,并说明等萧有和年龄长大、读书有成,再将职务交还给他。
地方官的问题就更多了。
在某些地方,一些有文化的人被选拔出来担任地方官,如湖北蕲州,第一任监军是江西人李岚谷;江西万载,第一任监军是江西万载人、明宗室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朱衣点,这两人都有诗文传世,文才在太平军中算得不错的。
但更多的地方文官,文化水平不高,或毫无文化,如后期的江南省文将帅李文炳,掌管宁波海关关务潘起亮,都是小刀会众,前者粗通文墨,后者能操洋泾浜英语,但不会写字。被任命为河南省文将帅的李昭受原是皖北捻众,自幼便是惯偷出身,那更是字认得他,他不认得字了。
造成太平天国“文官不文”的最重要原因,是来源问题。
洪秀全本人是屡试不中的小知识分子,初期起义核心中,高级知识分子人数原本就不多,重要干部中有秀才功名的仅有3人(何震川、韦昌辉、胡以晄,且后两位一个是捐班,另一个是武秀才),许多文官不是由熟人、亲戚担任,就是从行伍中寻找“读书人”充当,如后来当了右史、丞相的黄再兴,就是因为誊写功劳簿文字通顺,被火箭提拔为高级文官的。定都后虽然屡屡进行科举考试,并从中选拔文官,但由于洪秀全激烈反儒,主流知识分子很难与之合拍,最终选拔出来的合格文官自然如凤毛麟角。
文官的地位
在太平天国中,文官的地位是并不高的。
前面提到的黄期升,是天王的表亲,又是金田起义元老,始终活跃在朝中,直到天京陷落,幼天王出走湖州,他仍然不离左右,但这样一位“骨灰级文官”,在长达14年的朝官生涯里,却几乎连一件像样的事迹都难以罗列出来。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联合捻军顽强奋战到1868年的赖文光大名鼎鼎,又是天王亲戚,但他的文官生涯同样黯淡无光,若不是有一位名叫张晓秋的文人,在1854年初的私人笔记里随手写了一笔,他是否如自己所言“职司文务”、“位列文班”,都得成为历史的悬疑。
天王府中的侍臣、引赞、通赞,都是重要的近臣,但据时人记载,他们大多数由广西少年担任,其中通赞据说是负责将各地方言转译成客家话,供洪秀全听取方便的,更是非广西人不用。这些未成年人的地位也并不高,他们中日后也有飞黄腾达的,但那是出任外职甚至领兵作战之后的事了。
地方上的文官地位就更低了。前期军地职称差别不高,但地方郡县的最高职务总制,却往往要受当地驻军师帅、旅帅等名义上级别更低军官的派遣,后期地方郡县文官的职位仍然是总制、监军,而驻军首长却动辄是王爵,甚至百来人的游散队伍,都可能有几十个侯爵、丞相,级别远高过地方文官很多,呼来喝去,任意差遣,甚至强行征粮抓夫的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军队武官大批被封高官厚爵,各占地盘,大修府第,地方文官往往被赶到城外,如被任命为吴江、震泽两县监军的钟志成,在吴江、震泽两个县城都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把办公地点放在乡下的唯亭镇;江南省文将帅李文炳在天京、苏州都无法立足,只能在昆山县城开府;浙江省文将帅何信义无法驻节省会杭州,只能委屈地蹲在桐乡县城。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860年初,太平天国设立苏福省、天京省,原来江南省所辖的天京、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宜兴6郡被分划给上述两省,自己已无寸土,可李文炳却依旧挂着“江南省文将帅”这个本该取消的头衔到死,可见即使一省最高文职,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也不过可有可无的闲差、空衔。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前期的陈承镕,中期的蒙得恩,后期的洪仁王干,都是有职有权也有地位的重臣,但他们之所以地位重要,是因为他们以重臣、亲信的身份出任文臣,而不是文臣本身很重要,且即使如此,他们也总是被武职大员怠慢、轻视,如蒙得恩的朝政总理位置很快不保,而洪仁王干则始终未能得到陈玉成、李秀成等大将的尊重。
洪仁王干对此颇为不满,甚至在被俘后还耿耿于怀,但他本人对其下属文官又如何呢?曾借助在他家里的美国人罗孝全记载说,干王府最重要的文官——六部尚书,其办公地点就在一个煤炭仓库的楼上,地位如何,可想而知。
投笔从戎寻常事
一些太平天国著作中夸赞赖文光“投笔从戎”,是高风亮节,其实太平天国的文官很多都变成了军官。
曾负责全国司法工作的黄玉昆,后来成为西征军的代理主将,负责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军务,1857年战死江西吉安;从普通一兵被提拔为洪秀全史官的黄再兴,1853年被任命为防守武昌的副总指挥,并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甚至连曾国藩也称赞不已,后来因正职石凤魁失误,武昌失守,他和石凤魁一起被杨秀清追究责任处死;冯云山当年教私塾的同事曾水源,曾先后担任过攻长沙、援扬州的主将之一。至于尚书、承宣、掌率、文将帅等理论上的文职,领兵出战的更是数不胜数——想想掌率中有陈玉成、李秀成、陈坤书、邓光明等人的名字就知道了。
太平天国何以有如此多的投笔从戎者?
首先,任命时文武不分,很多人根本就是武将而非文官,挂了文职后自然还是以打仗为主,如黄文金、吉志元这样的文盲、半文盲,显然不可能去做“宣传革命理论”这样的“本职工作”,而只适合去冲锋陷阵。
其次,武将地位高,又有独当一面、独揽“分地”军政权和财权的实惠,而文官有名无实,只能做无名英雄,这让许多文臣、朝臣热衷于寻机会去领兵打仗。
第三,太平天国政体独特,前期杨秀清大权独揽,后期洪秀全乾纲独断,且两人动辄“上天入地”,拿“天父天兄圣旨”压人,使得许多文官、朝臣一则无所事事,二则担惊受怕,干脆领兵出征,躲个清闲了事。#p#分页标题#e#
还应看到,太平天国对军官的选拔十分草率,许多领兵大将的来源匪夷所思,如太平天国资格最老的军医何潮元被派去镇守湖口县,后来在南康县抢粮时战死;推车贩米出身、一直担任粮仓管理工作的金田元老余廷璋,后来被派任天京城外雨花台要塞守将,最后战死在江西鄱阳小池口;洪秀全的御用厨师侯裕宽,早期就曾被派出防守湖北田家镇,后期更成为陈玉成麾下主要领兵大将,甚至在陈玉成死后被封为“为王”,继续领兵东征西讨。这些杂职官员最终都可以成为军官,至少算得“身家清白”的朝臣们,自然也同样会有投笔从戎的机会。
这些投笔从戎的文官中自然也有脱颖而出的军事奇才,如前面提到的黄再兴,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误事,如后期文官之首洪仁王干曾领兵救援安庆,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敌方主将曾国藩称其部队战斗力“不值一提”,他所留下的,也只有一堆在途中匆匆写出的诗文而已。
立国之途,文武并重,在武将方面,太平天国并不比其主要对手——湘军高明,而在文臣方面,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成败利钝,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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