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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三国史之孙吴建国之路:建国即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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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2 00: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吴建国之路最大的特点在于:孙氏家族虽然出身江东,但其寒族身份,却使得孙氏立足江东的过程颇有“出口转内销”的况味——孙坚以武将起家,由长沙太守北上讨伐董卓,虽获得忠毅刚烈的政治资本,但作为一个缺乏学术背景的纯粹武人,最后仍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出身的袁术集团。其后孙坚战死,其子孙策转战江东,身上仍带有袁氏部将身份的影子。尽管孙氏出身江东,但在江东世族们看来,孙策南渡仍然带有外来势力入侵的性质。袁术不受江东豪强拥护,加之孙策自身的武人身份,最终造就了双方的激烈冲突,而以孙策遇刺身亡告终。孙权嗣位之后,如何处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孙氏这一“出口转内销”型政治集团最生死攸关的问题。
[渡江创业]武人出身的孙策大肆诛戮儒学出身的江东士族
孙氏和江东世族大姓之间的恩怨纠葛最早可以追朔到孙坚时代。孙坚担任长沙太守期间,曾违背东汉的律法规定,越界出兵助时任宜春长的陆康之侄平定其境内动乱。陆康是陆逊之前吴郡陆家的代表人物、陆逊的从祖父,时任庐江太守。这是出身寒族的孙氏第一次和江东大族直接接触的记录。
孙氏和江东世族之间的实质性的接触是孙策时代。孙策曾受袁术之命,为其攻打庐江。庐江军民拼死为太守陆康固守城池,以致这场战争惨烈无比,持续了两年。最后的结局是:庐江城内的陆氏宗族百余人在战乱中死亡过半,而陆康本人也拜此战所赐,城池陷落之后一个多点月就去世了。
由于吴四姓(顾、陆、朱、张)互为婚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此役导致孙策与江东世族们的关系完全破裂。这给他日后借兵渡江转战千里在江东开创基业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孙策在江东得不到江东世族们的支持,甚至还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与抵制,为此他不得不对江东的“英雄豪杰”们多所诛戮,而多所诛戮的后果,也就是反弹力,最终又要了孙策的命,他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了。
孙策渡江,在名义上是作为袁术的附庸南征的,其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北的部曲,给人一种入侵者的形象。孙氏又出自寒微,这在门阀意识日渐增强的汉魏之际,显然不受儒学士大夫欢迎。对江东地方豪强的反抗,孙策严厉打击,《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傅子》:“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仇,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同书卷五一《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亦载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根据有关记载和研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孙权统治的前期,有的江东名门旧族几被杀绝。
庐江之役使孙氏集团与江东世族彻底对立,而江东世族对孙策的抗拒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随后,孙策对江东世族的高压政策将双方的冲突推上了顶峰。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以孙策被许贡门客所刺杀而告终。
[孙权嗣位]安定江东,极力笼络江东士族
人亡政息,孙策的去世给了继任的孙权一个和江东世族们和解的契机。而且,当时江东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也使得孙权必须和江东世族们达成和解,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孙氏集团在江东地面站稳脚跟,转客为主的一着生死攸关的之棋。
对江东世族们而言,继续与孙氏集团对抗下去,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必须为维持自己门庭的辉煌、保持个人地位的崇高着想。当此形势,世家大族们一向引以为傲的儒学传统就显得很虚幻了,家族地位与个人权势显然更实际一些。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新仇旧恨也多少显得有点渺小。所以,在孙权当政最初的几年里,江东世族们纷纷进入幕府,双方由对抗开始转向了合作。为了获得江东世族们的全力拥护,孙权也算用心良苦。例如:为充分弥补孙陆两家的裂缝,孙权不但大量起用陆家成员,陆逊、陆瑁、陆凯、陆绩等均出仕幕府,这还不够,孙权还将孙策之女许配给了陆逊,两家结为婚姻。此外,孙氏和吴四姓中的顾、朱两家也皆有姻亲关系。
靠着这样的笼络,孙权顺利获得了江东世族们的支持。
此后孙权能够在江东站稳脚跟,破曹操于赤壁,擒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夷陵,与取得了江东士族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以陆逊、顾雍、张温、朱据为代表的江东世家大族们,为孙氏集团的后方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譬如陆逊招纳平定会稽、丹杨的诸多贼帅)。陆逊、朱据等人还亲自率军参与到了孙氏集团对外扩张的许多军事行动中。
在人口流动相当迟钝、社会机体运转相当缓慢的封建农业社会,地方大族对国家机器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是媒体、中介,是国家由上而下实现有效统治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但是,一旦地方大族上升到世家大族的程度,一旦他们的影响力超出了乡聚里落,超出了州郡县邑,而进入统治机器的中轴部分,他们就不再仅仅是皇权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和环节,他们在庙堂之上和江湖之中同时拥有的广泛的影响力使他们对皇权构成了威胁,这样的世家大族最适合成为权臣滋生的土壤。曹操毕生致力于打压世家大族,大搞“唯才是举”,但其子曹丕却背父道而行之,大搞九品中正制,以至于世家势力大涨,最终自食其果,出现了河内大族司马氏专权的局面。诸葛亮治蜀多用流寓士人担任要职,其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中,蒋琬、费袆由荆入蜀,姜维由雍凉入蜀。而蜀国本土大姓均难以进入中央轴心,故刘禅虽为庸主,远逊曹芳、孙亮等人,却终其世不受权臣威逼之祸,不能不说这受益于诸葛亮抑制蜀地本土豪族的努力。
孙权对江东世家大族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严格防备江东世族们的势力的日益坐大,防止有朝一日尾大不掉,架空皇权。
所以,随后出现的这场扑朔迷离的“张温-暨艳案”,也是情理中事。
[张温-暨艳案]一场压制江东世族势力过分膨胀的人事改革
孙吴黄武四年。 东吴的新任太子太傅张温举族被废。
而就在前一年,黄武三年的夏天,出使蜀国之前,吴王孙权还亲切地拉着张温的手动情地说:“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昨日的恩遇与见重犹然在耳。人生的风云莫测,命运的朝秦暮楚,其速度之快,使张温连感慨都感觉措手不及。
史书记载,张温遭此厄运是受到了暨艳的牵连。暨艳,吴郡人,出身寒族,曾任东吴的选曹郎,后升任选曹尚书。选曹,通俗地讲,相当于国家人事部。选曹郎就是人事部干事,选曹尚书就是国家人事部主任。选曹掌管着东吴的人事考评、升迁。
暨艳在担任东吴人事部主任的时候,搞过一次人事改革。正是这次人事改革最后挫倒了暨艳,同时也牵连到了张温。这次人事改革的具体情形散见于《三国志 吴书》各处,综合起来,可以总结如下:
(1)考核对象:“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疾贪汙在位,欲沙汰之”。
(2)考核指导思想:清议。重个人品行胜于重个人能力。
(3)考核范围:“弹射百僚”。
(4)奖惩方式:考核不合格者降级。特别差的,送往军营接受再教育。
(5)考核结果:能够守住原官位的“十未能一”。
无疑,暨艳这次人事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改变东吴郎署机构中浑浊淆杂、贪污渎职成风的朽败状况。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必然招来同样强度的反弹力量。东吴的诸多重臣,如陆逊、朱据等均明确反对这次改革。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暨艳的改革流产。暨艳及其手下干事徐彪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随后孙权下诏,宣布暨艳的反动。
但孙权的这份诏书却醉翁之意不在酒,对暨艳的罪恶只是轻轻一笔带过,根本不谈及任何具体的罪行。随后,诏书笔锋一转,落到了张温的身上。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诏书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历数了张温的反动行径,并将张温定性为“凶丑”,定性为暨艳改革的幕后主使(诏书原文见《三国志 吴书 张温传》)。很明显,在这份诏书里,暨艳只是引子,张温才是孙权所瞄准的最后的靶心。
暨艳是在张温担任人事部主任的时候进入人事部作干事的,诏书据此认定是张温将暨艳引进了人事部的。而这成了张温是暨艳的后台的唯一“铁证”。孙权在诏书里面说:暨艳和张温二人“结连生死”、“更相表里,共为腹背”,但是,为张温上疏理冤的将军骆统却在其奏疏里面说得明白,暨艳出任选曹郎是“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然后才“亦见交于温也”的。朱治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代,可谓孙氏的忠实家臣,长期担任吴郡太守。吴郡士人出仕的举荐均出于朱治之手。暨艳自然也不例外。骆统说暨艳出仕和张温没有直接关系应当十分可信——骆统还不至于胆敢在孙权面前颠倒是非。相反,为了顾全孙权的面子,骆统似乎还有些言犹未尽:暨艳出任选曹尚书,实际上出自孙权的旨意。但这一点骆统不敢明说,他只能旁敲侧击:“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抽象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孙权。
说孙权是暨艳的后台,是暨艳人事改革的幕后指使,理由是很充足的:
(1)如前所述,最初举荐暨艳的不是张温,而是孙氏的三代家臣朱治。
(2)暨艳之前的人事部主任正是张温,但暨艳进入人事部之后,很快就取代了张温。张温明升暗降,从实权实职的人事部主任改任虚权虚职的太子太傅。这种中央级别的人事调动必须获得孙权的许可。很明显,孙权对张温在人事部主任任上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出于张温此人“素有重名”的考虑,孙权没有简单地将他直接罢职,而是明升暗降,将其调离人事部,而以暨艳继任。
(3)这一次人事改革的规模相当大,波及范围也相当广。暨艳“弹射百僚”,郎署里能够守住自己的官位不被处分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么大的动作,光凭暨艳的个人能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支撑,是做不到的。张温除了因文采粲然而享有相当高的名声和担任着一个太子太傅的虚职之外,没有多少能量能够支持暨艳的这次改革。再说,要贬斥那么多的官员,张温说了也不算,必须报批到孙权那里。数来数去,东吴内部,只有孙权一人符合做暨艳的后台的条件。
迫于反对力量带来的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暨艳不等孙权被迫抛弃自己,就提前选择了自杀。疑问也随之而来:既然暨艳改革和张温完全没有关系,张温及其家族又为何会遭此飞来横祸?
最常规的解释是:这个时候的孙权,迫切地需要一只替罪羔羊。张温之前作过暨艳的上级,所以他首当其冲。而在中国几千年阴暗的政治生活中,常规的解释往往充当着遮羞布的角色。
为了维护孙权的形象,史书并未记载张温被废后的遭遇的具体细节。仅仅如此叙述:“(被废)后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而西晋人张骘的《文士传》却记载了张温家族被废后的悲惨情形:“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適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张家已经出嫁了的女子也不能幸免于难——夫妻被强行拆散、人身自由被剥夺、没为官奴,可见孙权迫害张家的程度之深。如果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孙权似乎没有必要如此深重地迫害张氏全族。张温的命运的密码不可能仅仅止于是一只替罪羊。
要理解张温的命运的前因后果,需要先了解暨艳人事改革背后的政治目的。
暨艳人事改革的重点是郎署的“混浊淆杂”。郎署这个机构,简单地说,是东吴领导干部的主要养成机构。郎署中的官员称做“郎”。进入了郎署就意味着进入了东吴的官员的排队系统,在郎署里面熬日子,有朝一日自然可以进入东吴的正规统治秩序之中。说白了,郎署是东吴士人出仕的最为便利的途径。东吴的许多重臣如骠骑将军朱据等都是从郎署出仕的。
东吴的统治秩序是由三足鼎立而成的:流寓士人、江东世族和公族子弟。而郎署中的成员的主体是以吴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子弟——流亡士族往往门户单薄,公族子弟则不必经由郎署,可以直接作官。所谓吴四姓,是指由东汉中期开始发展,到孙吴时代达到顶峰的吴郡的四大世家大族:顾、陆、朱、张。这四族基本上垄断了吴郡的上层统治秩序。后人因其各自家族的门风特点,对他们如此评价:顾厚陆忠、朱武张文。意思是顾家门风厚道,陆家门风忠诚,朱家多出武将,张家以文采著称。吴四姓的宗族势力在孙吴时期走出了吴郡的局限,上升到了庙堂,达到了一个顶峰。
很明显,在暨艳人事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最大的,正是以吴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控制江东世族的势力的发展,正是孙权授意暨艳改革的政治目的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暨艳遭到了来自四姓的强大的反抗。陆逊及其弟陆瑁明确表示反对此次改革,并分别写信劝诫暨艳;朱家的代表人物朱据也反对改革。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不但暨艳承受不了,孙权本人也无法承受。黄武四年,孙权还相当需要倚重江东世族对自己的支持以维持、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为集团的安定团结起见,孙权悄悄放弃了对暨艳的支持,而暨艳也很识时务,相当自觉,悄悄地选择了自杀。
暨艳案是孙权实施自己的政治计划所遇到的第一次极大的挫败。这样的失败,对于年方三十二岁,正当盛年,雄心勃勃的孙权而言,似乎有些难以承受。作为吴四姓中以文采著称的张家在孙氏集团内的代表人物,张温获得如此悲惨的命运,并不奇怪。可以说,张温被废的实质是为暨艳殉葬,为孙权对江东世族的用与防的平衡的努力的失败殉葬。是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一次恶毒的报复。
[吕壹校事案]孙权压制江东世族势力的第二次失败尝试
孙权起用暨艳,其目的在于抑制江东世族势力的日益坐大,但是,其着眼点在于“抑制”而不是“打击”。此时的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依赖仍然很重。他暗地里支持的暨艳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在重用、借重江东世族和抑制他们的势力过分膨胀这两难的处境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所以,在启用暨艳担任人事部主任的同时,对张温的名义上的尊崇(太子太傅)和恩遇也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平衡的努力最终却被江东世族们的反弹力打破了。
暨艳案的挫败没有让孙权抑制江东世族势力的努力停止。孙权个性刚强,是一个坚持己见,不撞南墙永不回头的人,他对自己英明和自己的决策的正确性永远具备极大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使他在许多事情面前都和他的大臣们势同水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孙渊称番事件”。在举朝大臣都反对大事铺张派出规模巨大的使节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的情况下,孙权一意孤行,甚至和自己当年的托孤大臣、德高望重的张昭拔刀相向,以死亡威胁张昭:“孤常恐失计”。
所以,只要孙权不倒,一个暨艳倒下去,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暨艳站起来。这一次,站起来的是一群校事们。
校事,通俗地说,是孙权在正规国家机器之外另外单独设立的一种由孙权直接领导、只对孙权负责的特务机构。说它是特务机构,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他们不需要像特务那样秘密行动,他们有权力明目张胆地直接核查文书、检劾百官。
赤乌元年,著名的校事头目吕壹事败。此时距离张温—暨艳案已经过去了十三个年头。校事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权势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顶峰的。这十三年,正是校事们从设置到壮大到飞扬跋扈乃至败落的时期。
校事们秉承孙权的旨意,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史书出于“讳”的缘故,语焉不详。查阅史料,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片断。如“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苟惨,用法深刻”、“窃弄权柄,擅作威福”、“时校事吕壹操弄权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等等。
史书刻意突出吕壹等校事们的行为的独立性,努力淡化孙权的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孙权是校事们的幕后指使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校事机构完全独立于任何正规统治机构之外,只听命于孙权,只对孙权直接负责。
其次,校事们“弄权”范围之广,迫害大臣级别之高,出人意料。没有孙权的支持,不可能做到。
左将军朱据在野的身份是吴四姓之一朱家的掌门人,社会地位非同小可。在野如此,在朝亦更见贵重,除去左将军之职,朱据还是孙权的女婿。朱据的妻子孙鲁育(又名孙小虎)是孙权和步夫人所生小女,而步夫人又极受孙权宠爱。此外,骠骑将军步骘还与步夫人同族。
丞相顾雍是江东世族中最先抛弃前嫌,进入孙权幕府的士人,其家族也是吴四姓之一。顾雍深得孙权的信重,在孙权朝为相一十九年。顾家亦与孙氏有联姻之亲。
朱、顾二人如此显赫贵重,与孙权关系如此亲密,却仍然遭到了吕壹的迫害,二人除了被孙权“谴让”之外,还遭到了“禁止”。“禁止”的意思,就是在被软禁、被停职之外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这些太岁头上动土,没有孙权的默许,吕壹自己没那个胆子。
从迫害的对象(顾雍、朱据)来看,校事们秉承了孙权的意旨,是在刻意打击、抑制以吴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的势力。和暨艳有些不同的是,孙权同时还在刻意提升流寓士人在东吴集团内部的权重。
《吴书.潘濬传》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顾雍遭到吕壹等人的初步迫害而被“禁止”之后,黄门侍郎谢厷和吕壹有过一次对话。
谢厷问:“顾公之事的结果如何?”
吕壹回答说:“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谢厷又问:“假如顾公被从丞相职上免退,谁会顶替他?”吕壹没有回答。谢厷又试探着问:“潘太常应该可以得到丞相一职吧?”吕壹沉默良久,才说:“你说得有些靠谱。”
谢厷又说:“潘太常常常对你切齿痛恨,只是因为他人在荆州,路途遥远够不着你罢了。他如果今天顶替顾公的位子出任丞相,明天恐怕就会对付你。”
吕壹闻言,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解散顾雍之事,放了顾雍一马。
这次流产了的人事变革对我们认识吕壹案的实质很有帮助。面临被罢免的危机的顾雍是江东顶尖的世族的代表,而吕壹心目中有意用来取代顾雍的潘濬则出身荆州的武陵郡(此郡当时开化程度极低,居民以“蛮夷”为主),而且还属于由蜀入吴的降将,其身份近于流寓士族(由于降将的履历,其出身恐怕较流寓士族还要低上一等)。丞相之职的更替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必须得到孙权的授意与许可,所以吕壹原来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孙权的意思。孙权以流寓士族代替江东世族,背后的深意是明显的。
和暨艳的改革相同,校事们也遭遇了巨大的反弹力。所不同的,这一次的反弹力较之暨艳案,要来得更加猛烈。当然,这也是因为吕壹们抑制江东世族的力度较之暨艳们更大的缘故。
另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的反弹力主力并不是来自江东的世家大族。这是因为吴四姓中的顾、朱两家都已遭到了迫害(“禁止”),再加上暨艳案瓦解了张家,江东世族早已是元气大伤。仅有的未见被迫害记载的陆逊也只能是“言则流涕而已”,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令孙权料想不到的是,他在打压江东世族势力的同时着力提升流寓士族的势力的良苦用心,并不能得到流寓士族的共鸣。以步骘、诸葛谨、潘濬等为代表的流寓士族们纷纷上表反对吕壹等校事弄权,反对对顾、朱诸家的迫害,就连孙权的太子孙登也不能理解孙权的行为而对其切谏不止。潘濬自武昌到建业来朝,本想在朝堂之上直接向孙权进谏,劝其停止校事制度,放弃对江东世族的迫害,但当他抵达建业听说太子孙登屡谏无效之后,就改变了想法,而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潘濬在建业召开了一个Party,邀请都中百官赴宴,其中也包括吕壹。潘濬身怀利刃,试图在宴席上手刃吕壹,为国除害。当然,擅杀大臣的后果(死)潘濬也考虑到了,他抱定了牺牲的决心。可惜的是,校事们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吕壹提前得到了消息,称病没有赴宴。            
赤乌元年,吕壹构陷朱据的冤案(贪污)露出了马脚,真正的贪污犯浮出水面,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朱据的清白。于是,史书如此记载:“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校事案在这一年出现转机,并非偶然。第一、这一年孙权钟爱的步夫人去世了,伤心之余,孙权爱屋及乌,对步夫人的感情不免转移到了步夫人的小女婿朱据身上。第二、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赤乌元年是孙权和自己的统治秩序内的士人们的对抗关系的一个临界点,国内所有的舆论都指向了校事制度。孙权很清楚,如果想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的话,就绝不能和统治基础内的所有人为敌。其三、孙权发现校事们似乎已经露出了独立的端倪。吕壹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可以放弃孙权的授意而中止对顾雍案的继续,这表明,校事们有可能成为孙权日后尾大不掉的累赘。
为缓和统治基础内的矛盾,孙权将吕壹收押廷尉,交给顾雍去审讯。顾雍这个审讯官的身份很微妙。他是江东世族的代表,受过吕壹的迫害。孙权把吕壹交到顾雍的手里,实际上是向江东世族们发出的一个道歉的信号,做出的一种愧疚的姿态。更重要的是:顾雍在孙权身边为相一十九年,深悉孙权的性格脾性,也熟知吕壹案的内幕,他懂得怎样把握对吕壹案的审理的那个“度”。顾雍果然不负孙权所望,对吕壹的审问和颜悦色,草草了事。吕壹也明白此刻自己此刻必须担当替罪羊的角色,所以当顾雍在准备结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时候,吕壹只是一个劲地“磕头无言”。顾雍草草了结此案,没有深究,很明显是为了保护幕后的孙权。
审讯结束后,对吕壹的量刑又成了问题。司法部门建议使用“大辟”重刑,但民怨沸腾,认为“大辟”还远远不够,应当对其加以“焚裂”。打狗看主人,杀鸡给猴看,对吕壹如何处置,关系到孙权的颜面。孙权故意向名儒阚泽询访此事,阚泽在孙权身边做了多年的尚书令,侍中,对吕壹案的内幕一清二楚,所以他很识趣地回答说:“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孙权很“高兴”地接受了阚泽的“建议”。
吕壹案的结案不代表它产生的阴影的散去。孙权在吕壹“乱政”期间拒绝任何谏言而选择了乾纲独断,这令江东群臣们极其失望(正是在这种失望的情绪之下,潘濬选择了以一己之力刺杀吕壹而不是去向孙权进谏)。所以,当孙权在案后派中书郎袁礼去“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道歉,并向他们询问对时事的时候,诸葛谨、步骘、朱然、吕岱等人都表示了拒绝,他们说:“我们是统兵的将领,民事不在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不方便说什么。”而让孙权去询问远在荆州的陆逊和潘濬。江东重臣们对孙权的道歉的拒绝令孙权既无奈又恼火。在这种无奈与恼火并存的心情下,孙权下了一道酸溜溜的《责诸将诏》:
“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
孙权带着这种酸溜溜的心情了结吕壹案,无疑是为日后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伪造储嗣之争]孙权痛舍二子,换取对江东世族的全面胜利
和好色的曹操一生育有二十五子相比,孙权的后嗣实在少得可怜。从十八岁执掌江东集团,到七十一岁去世,孙权总共只育有七子(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孙权对女色并无多少兴趣,所以史书中有关于某某夫人因为美丽而得孙权宠幸之类的记载值得我们持保留态度),依次是: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因为孙权多年不立皇后,所以诸子之中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孙权中前期立嗣,一贯遵循儒家传统的嫡长子制度。因无嫡庶之分,所以只以长幼为序。
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受曹魏之封为吴王,随即立长子孙登为吴王太子。孙权称帝之后,王太子顺理成章,升为皇太子。孙登在太子位共二十一年,赤乌四年,先于孙权去世。
次子孙虑比孙登死得更早。赤乌五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正是在孙和的太子任上,出现了储嗣争斗的风波。这一争斗的另一主角是孙权的四子鲁王孙霸。因为这场政治争斗发生在东宫和鲁王宫之间,故而史称“二宫构争”。
史书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责任人定为孙权,认为是孙权对孙霸不合适的宠爱导致了“二宫构争”。从表面上的记载来看,太子孙和为人恭谦,“好学下士,甚见称述”,其身份和品行完全符合一个优秀储嗣的条件。但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年八月,孙权又另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均不立王),并对其“宠爱崇待,与和无殊”,以至于两宫之间,礼秩不分。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实际上贬低了东宫,抬升了鲁王。皇帝无家事,孙权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仅仅传达到了鲁王孙霸那里,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传达到了太子孙和那里,引起了他的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暗示还传达到了东吴满朝文武那里,大臣们开始各寻拥护对象,最后出现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局面。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至此,东吴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集团,出现了“党争”。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朋党之争也是亡国之道。同时,储嗣之争和朋党之争还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在封建王朝屡见不鲜。在孙权的晚年,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种状况。
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同时,一大批陷入了“二宫构争”的重臣们也受到惩处,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让”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二宫构争”是孙权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一手导演的。和历史上诸多因为昏庸而导致储位之争的皇帝不同,孙权挑起这场“二宫构争”是因为他的“圣明”。虽然史书一再回避孙权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所担任的总导演、总策划的角色,但仍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蛛丝马迹。汉武帝、唐太宗均是因为个人处置失当,才导致储嗣之争,而孙权,却恰恰相反,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地想要伪造一场储嗣之争。
实际上,早在孙登时期,孙权就有意制造一场“二宫构争”。孙权最初为这场“构争”设定的主角本来是太子孙登和三子孙和,而不是后来的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但是孙登在赤乌三年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孙权的原定计划。
韦曜编著的吴国官方史书《吴书》记载:“(孙登)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历史上不是没有主动让贤的太子,光武帝刘秀的长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被传统史书传为千古美谈。《三国志 吴书 孙登传》将孙登塑造成了古往今来,做太子做得最好的第一人,在品行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他会有让位之心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条本来可以进一步拔高孙登的光辉形象的记载却没有被陈寿所采纳而放进《三国志》里,陈寿的用意值得我们深思。更荒谬的是:孙登年长自己的三弟孙和整整十五岁,在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之下(古人早育,这样的差距已经是父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了),孙登却有待孙和如兄长的举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只能有一个解释:孙登的让位之心另有蹊跷。
另外一些迹象也显示出了孙登的太子之位的不稳固。在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下,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太子只能从皇后的儿子们中间选择;儿子做了太子,母亲也自然应当升任皇后。但是孙登作了整整二十一年太子,孙权却坚决不立其母徐夫人为后,尤其是到了后期,孙权竟然想立没有儿子的步夫人为皇后。立太子却不立皇后,这就暗示着:太子的位子仍然存在变数。在暗示孙登太子之位不稳固的同时,孙权还在暗示谁会成为太子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对三子孙和的宠爱过度,超出了其余所有的皇子,同样也超出了太子孙登。与此同时,孙权还刻意宠爱孙和的生母王夫人。
日后孙和作太子,孙权立刻立其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可没有这样的好运),并对他“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样的景象和孙登为太子的时候,孙权过分宠爱孙和如出一辙。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到孙权的宠爱,仅次于步夫人,但是孙和为太子的时候,步夫人已经去世,孙权却仍然不愿意立王夫人为皇后,而且对王夫人的宠爱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也和孙登之母不得立为皇后的情形如出一辙。
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孙权在第三次立太子的时候,前脚刚刚册立了幼子孙亮,后脚就将孙亮之母潘夫人册封为皇后。同时,还将其余二子分封到地方为王,彻底确定了他们的名分,堵死他们对储位的觊觎之心。
孙登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在去世之前,他已经预感到了储位之争的灾难的来临,为了避免这场手足相残的悲剧,他有意主动让位给兄弟孙和,这是孙登的良苦用心。只可惜,他不了解它的父亲孙权的另一种良苦用心。
“二宫构争案”这场由孙权一手导演的阴谋所针对的,是东吴集团内部日益强大的江东世族势力。这一点还可以从孙权为此案设计的最后的结局中得到明确印证:孙权有选择性地在太子党和鲁王党中对朝臣们进行清洗。被处死或流放的陆逊、顾谭、朱据等人全是江东世族的代表、吴四姓的家族掌门之人,他们的倒台意味着他们各自代表的家族的没落,也代表着江东世族们完全退出东吴的统治秩序的核心。而参与了“二宫构争”的流寓士人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例如与上述三人同属太子党的的流寓士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诸葛恪——他们父子脚踏两只船,诸葛恪支持太子孙和,而长子诸葛绰则交通鲁王孙霸,孙权后来在处理“二宫”案时将诸葛绰交给诸葛恪处置,诸葛恪将其毒杀——相反,诸葛恪在孙权的刻意栽培下,日渐进入了东吴的中枢系统。赤乌九年,诸葛恪由威北将军升任大将军,而官居其上的丞相步骘、左大司马朱然、右大司马全琮、上大将军吕岱全部都已垂垂老矣,他们四人后来全都先孙权而死。所以,实际上早在赤乌九年,大将军诸葛恪就已经成了孙权心目中的托孤辅政的最佳人选。诸葛恪入选的原因,除了他个人出众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家族的流寓士族的身份。
——流寓士族往往社会基础薄弱,在江东本土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在客居地的乡党们中间的影响力也相当有限,更不可能具备像吴四姓那样的垄断州郡统治秩序的能量。所以任用重用客居世族能够在最大限度内集中皇权,防止权臣的出现。这是孙权大力打压江东世族、提升流寓士族在东吴政权内地位的最主要的考虑。诸葛恪作为流寓士族第二代中的一枝独秀而被孙权选中,是理所当然的。
采取伪造储嗣之争的方式来彻底击溃江东世族的势力,对孙权来说,也是颇不得已。吕壹案之后,因为年龄的关系,孙权感到了强烈的紧迫性。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替后人彻底解决集团内部的江东世族问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孙权伪造“二宫构争”,借此发挥以达到彻底击溃江东世族的目的,说明他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采取这种方式的后果孙权也是清楚的,但是,和东吴千秋万代的基业相比,牺牲掉两个儿子还是值得的。孙权深知自己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皇帝,其次才是一个父亲。
之所以伪造储嗣之争可以彻底击溃江东世族,是因为:在封建王朝,储嗣问题始终都是老虎的屁股,轻易摸它不得。一不小心陷入其中,既可能带来一场泼天福贵,也可能带来的是一场万劫不复。掺合到储嗣问题之中,就等于选择了在刀尖上跳舞。但是,储嗣问题偏偏又是高悬在所有的朝臣们头顶之上的避不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朝臣们如果不想卷入这种纠纷,他们就只能祈祷他们的现任皇帝再英明神武一点,千万不要犯糊涂。但是,东吴的朝臣们没有这样的福分,他们的皇帝居然准备刻意制造一出储嗣之争。在这场伪造的储嗣之争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陆逊不能,朱据不能,东吴朝堂之上的所有的江东世族都不能,孙权为他们挖好了坑,就等着他们自觉地往下跳了。
吴四姓被彻底清洗出东吴的庙堂,孙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戏却还得继续往下演。为了不暴露伪造此案背后的阴谋,将“二宫构争”进行到底是完全必要的。孙权还没有支付他应当支付的代价——参与这场储嗣之争的许多江东世族中的重要人物都已折戟沉沙,没有任何理由,此案的两位当事人太子孙和、鲁王孙霸却不受任何追究。
“权沉吟者历年,后遂幽闭和”。 “二宫构争”的戏不能不接着往下演,孙和与孙霸也不能不按照早就已经写好的剧本走向自己的命运:孙和先被幽闭,随后被废;孙霸被赐死。只有这样的结局才能将阴谋伪装到底,才能安抚或者麻痹东吴庙堂上下的人心,才能最大限度地不损害整个东吴政权的稳定。但是,从孙权的“沉吟”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父亲隐隐作痛的舐犊之心。
孙和被废之后,孙权一改嫡长子制度,舍弃五子孙奋,六子孙休,而立幼子孙亮为嗣,孙奋一方面为人品行不端,另一方面其母不称“夫人”而称“仲姬”,可见出身较其余诸子卑贱。他没有为嗣的资格。但孙权不立年长的孙休为嗣却另有玄机。孙休的妻子是朱据的女儿,他和吴四姓的朱家的这种婚姻关系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孙权立为储嗣。
太元二年,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孙权又一次想起了他那被废徙在故鄣的穷山恶水间的儿子孙和。出于补偿的心理,和其他的儿子们一道,孙权将孙和立为南阳王,居长沙。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孙和的命运。废太子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平安度过余生。孙亮建兴二年,孙峻执政,孙和被迫自杀。
[得不偿失]建国之路同时也是亡国之路
但是,孙权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在消除了来自江东世族对皇权的威胁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
太元二年,孙权病重,召诸葛恪等人嘱咐托孤后事。孙权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又一次体现出了他的良苦用心。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作为首辅,其身份是流寓士族第二代;中书令孙弘是孙权晚年的心腹,参与了“二宫构争”案的全部策划;会稽太守滕胤出身江北流寓士族,“尚公主”,与孙氏有姻亲关系;将军吕据也是流寓士族第二代,其父吕范是孙氏家臣;侍中孙峻是孙氏宗族。这是一个以流寓士族为主体,辅以心腹和宗族势力的托孤班子。在孙权看来,以流寓士族为主体可以防止皇权旁落,而辅以心腹宗族,则是给皇权的集中再加上了一个保险。这样的组合虽然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其稳定的性能无疑是很不错的。
但从结果来看,孙权仍然是得不偿失。流寓士族们固然因为社会基础薄弱而不易对皇权造成威胁,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流亡士族一旦掌握权柄,支持他们的力量也同样显得薄弱。这就决定了诸葛恪的首辅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孙权刚刚去世,中书令孙弘就对诸葛恪首辅地位发起挑战,欲矫诏除去诸葛恪。虽然由于宗室代表孙峻站在诸葛恪这边,孙弘最终失败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了诸葛恪极大的触动。他当政之后,不顾众人反对,力主发动东兴之役,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以压伏东吴众臣,巩固自己首辅的地位。但是,一则东吴内部托孤班子彼此勾心斗角;二则曹魏实力远胜东吴,内外逼迫之下,东兴之役以惨败告终。这反而给了诸葛恪的政敌们一个扳倒他的绝佳机会。孙亮建兴二年冬十月,孙峻发动政变,谋杀了诸葛恪,其时距诸葛恪入朝辅政仅一年零六个月。自此,东吴进入了一段昏暗的权臣时代。而这正是孙权生前最为忧虑的事情,他和江东世族们几十年明争暗斗,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而今,这一天到来了。
“二宫构争”对后孙权时代的东吴集团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主要有三点:
(1)由于成年之子已尽,孙权不得不立年仅七岁的幼子孙亮为嗣。孙亮十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
(2)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重臣,严重动摇了东吴的统治基础。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托孤大臣,遂致政变屡兴,权臣不断。
(3)孙氏政权自此失去了江东本土世族的支持。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权死后三十年,孙吴灭亡。未能真正获得江东世族们的支持,是孙吴与西晋军队一战即溃的主因。此前,因为在建国之路上未能实现本土化,蜀汉政权内部益州本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谯周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投降论。孙吴的亡国之路恰恰也由此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其实恰恰也正是亡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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