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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三国史之曹魏建国之路:反复摇摆的拥汉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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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2 00:0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兖州之变:拥汉派士大夫给予曹操致命一击

曹操以阉宦后裔出身,本不受帝国知识分子们待见。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和世家大族早已势同水火。曹操早年的发迹,就很得力于他努力地与宦官集团划清界限,为被禁锢的党人公开鸣冤,与袁绍等士大夫们亲密交游,都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曹操作为汉末一方诸侯,其势力成型的标志,可以定位在初平三年被兖州士大夫们推举为兖州牧,并且这一职位得到了袁绍等其他诸侯势力的认同。但也恰恰是在兖州牧任上,曹操遭遇了他一生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在其东进徐州攻击陶谦期间,兖州士大夫集体叛变,推举吕布为兖州之主。

关于兖州之变的原因,史书里是有过结论的。袁绍建安五年发布的《讨伐曹操檄文》中说:“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谀,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的说法也和《讨伐曹操檄文》大致相同。田余庆教授在《秦汉魏晋史探微》里也认可这一说法,并将这一变局定性为曹操集团与兖州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

但其实“兖州之变起因于知名士大夫边让被曹操杀害”这个结论是靠不住的。史籍中有明确的证据:

(1)《后汉书·边让传》明确记载:“初平中,王室大乱,(边)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边让死于建安年间(196-220),比兖州之变(194年)晚了好几年。

(2)、孔融建安年间入许都任职,曾向曹操推荐过边让,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孔融不可能把一个死人推荐给曹操。

兖州之变应该另有原因。曹操当年能够获得兖州士大夫们的认可,而被一致推举为兖州牧,自然是因为曹操此前的某些表现迎合了兖州士大夫们的政治倾向。其后兖州士大夫抛弃曹操,再次集体推举吕布为主,也应该从曹操、吕布以及兖州士大夫门的政治倾向方面入手分析。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召集天下名儒,由皇帝亲自主持,“讲议五经异同”。会后由班固根据会议成果写成《白虎通义》一书。此事可以视为东汉王朝对儒家经学思想的一次统一。影响后世最为深远者,则莫过于在此次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的“三纲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理论此后一直被东汉士大夫高度认同。兖州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张邈曾正义责备过袁绍拥兵逗留,心怀异志,勤王很不积极,正是对白虎观会议“三纲理论”的忠实继承。作为日后兖州之变的首谋者,张邈的这个政治立场,应该是能够代表兖州士大夫集团的。

曹操被推举为兖州牧之前的表现,最突出者,莫过于在酸枣诸盟军均迟疑不进之际,曹操曾独自率军西进追击董卓。此后平定兖州黄巾,又抗拒袁绍之意,保护了张邈。这些表现能够获得张邈等拥汉派士大夫们的认可,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兖州之变前夕曹操两次征伐徐州,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却与之前大相径庭。通常的说法,曹操征讨陶谦的起因是痛愤父亲曹嵩死于陶谦部将之手。但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因为考之史料,曹嵩死于曹操第一次东征之后,第二次东征之前。兖州之变则发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两次东征时间间隔不过半年。曹操第一次东征的真实原因,与陶谦等士大夫所组织的新勤王同盟关系极深。这个新成立的勤王同盟损害了曹操的实际利益。




徐州是陶谦的地盘,徐州部成员自不必说;青州孔融是老牌的拥汉派,对袁绍主持的同盟虽举盟而不勤王早就心生不满,参加新同盟是理所当然的。

最敏感的,是豫州和兖州部的这几位成员。兖州是曹操的地盘,而豫州的沛国则是曹操的家乡,曹操在那里拥有雄厚的宗族势力;汝南则是袁绍的老家,袁氏在那里门生广布,势力盘根错节。兖豫三郡(沛国、汝南郡、泰山郡)加入了陶谦的新同盟,毫无疑问,是对曹操和袁绍的一种直接损害。

新勤王同盟崛起于兖、豫、徐三州,兖州士大夫多有参与,而兖州牧曹操随后却在袁绍的支持下对主盟者陶谦大举东征,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兖州士大夫抛弃曹操迎吕布入主兖州的事件,这一线索是很明朗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吕布,凭着铲除董卓的资本,在关东地区的个人名声还相当不错。其声明狼藉,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2、迎天子都许昌:主动拥抱拥汉派士大夫

关于汉献帝还有多少剩余价值这个问题,汉末诸侯们都曾给出过自己不同的答案。譬如袁绍,其谋士沮授建议“迎大驾于长安”的时间,还远在曹操谋士毛玠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前一年。然而袁绍斟酌再三,最终却接受了部将淳于琼们的意见,认为天下群雄并峙,各欲为帝,若迎得天子,每事都要奏请。如听从天子,则不得我行我素;不从,则为抗拒圣旨,诸多不便。也就是说,在袁绍看来,汉献帝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价值了。

经历了兖州之变后的曹操,在如何对待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显然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兖州之变的沉痛打击,足以唤起曹操对拥汉派士大夫们潜藏能量的高度重视。

曹操集团内部运作迎奉汉献帝最积极之人非荀彧莫属。出身颍川世代冠族的荀彧本来依附于袁绍,不久却在袁绍势力正如日中天之际,转而投入尚需仰人鼻息生存的曹操帐下。在当时,荀彧的这个选择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缘由也并不复杂。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定是深思熟虑而绝非一时冲动。至少有二点原因是可意确定的:一是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让之,”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荀彧认为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

荀彧乃曹操集团里忠实的拥汉派士大夫,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后曹操进爵魏公,步步突破人臣所应谨守的底线,无如之何的荀彧也只能仰药而尽,以全自己的汉臣名节。

希望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和社会关系网络,辅佐曹操结束乱世,重定汉家天下,显然是荀彧当初投靠曹操的最大动机。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体悟颇深,曾为荀彧的一生如此总结:

“……献帝遭董卓之乱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臣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业。其劝操迎天子之论,可知彧欲藉操臣汉之本怀,且是时操亦遽未有觊觎神器之心。及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见忌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其白于天下矣!”

所以,曹操迎天子都许昌这一行为,具有内外两层意义。对外,是使曹操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这一点众所周知,毋需赘言。对内,则使曹操获得了以拥汉派士大夫为主的世家大族们的拥护。

从兖州之变时拥汉派士大夫们的对立面,到主动拥抱拥汉派士大夫,曹操在建安元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他重新定位了自己在这个乱世里的身份,这年八月,老牌拥汉派名士孔融欣欣然进入许昌城上班,就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3、官渡之战:“学阀-权阀”体系崩溃

自光武帝开始,东汉历代皇帝均致力于推动帝国的全民学经热潮。这股热潮所带来的后果,是迅速形成了众多的“学阀型”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们各以某种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家学,藉此世代在帝国享有高官厚禄,几乎垄断了国家官员选拔的途径。

东汉由学术垄断引发政治权力垄断这一弊端,在以袁绍为代表人物的袁氏家族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自先祖袁良习得《孟氏易》之后,袁家子弟代代相传,此后袁氏家族迅速崛起,至袁绍时,四代人位至三公者已有五人之多,史称“四世三公”,门第显赫一时无两。而这一门第的取得,正是袁氏家族在《孟氏易》学说方面形成了“学阀”。稍后袁绍在伐董联盟中被各方诸侯一致推举为盟主,所倚仗的也正是袁氏家族这种显赫无匹的世家声望。

所以,在曹魏的建国之路上,如何处理与这些“学阀型”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也就最为生死攸关。

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左右摇摆状态。早年与袁绍一同交游;刚刚起兵之际又依附于袁绍,平定兖州之变,也多赖袁绍出兵相助。但拒绝袁绍之意杀害张邈,不交出汉献帝等,则总显出若即若离。迎天子都许昌,完成集团内部秩序的整合后的曹操,既已高举汉献帝这面大旗,最终走到与袁绍决一死战的地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曹操击溃袁绍的官渡之战,是可以看做曹操集团对“学阀型”世家大族集团的一次完胜。袁绍集团溃灭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任何家族能够凭借某门学问累计到这种倾倒天下的政治权势。光武帝开启的由“学阀”走向“权阀”的潘多拉之盒,在曹操手中被彻底关上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操集团排斥世家大族。恰恰相反,尽管被提及最多的往往是曹操那些任贤举能不问出身的《求贤令》,但事实上,围绕在曹操身边的主要还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名门子弟。田余庆教授在《秦汉魏晋史论》里提到一个观点:“曹操晚年政治向世家大族转向”。事实上这一转向并不明显,因为终曹操一生,并未大规模地排斥过世家大族势力。早年荀彧所引荐的颍川豪强以及河内司马氏等世家大族,在曹操集团内地位均相当重要。

也就是说,在官渡之战中溃灭了的,不是世家大族势力,而是东汉所形成的畸形的“学阀-权阀”体系。所谓“唯才是举”,正是切断了士大夫们由“学阀”走向“权阀”的惯性路径。

4、孔融之死:对拥汉派士大夫的集中清理

老牌名士孔融在曹操南征荆州前夕被杀,是当时轰动了整个汉帝国的一件事情。长期以来,对这桩公案的解读,一直局限在孔融戈人的恃才傲物以及其与曹操的个人恩怨上面。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恐怕仍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曹操与孔融的矛盾,实际上是曹操晚年与拥汉派士大夫们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

建安元年孔融进入许昌,曾作诗抒怀:“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迎回汉献帝的曹操,在孔融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当伟岸、正直和忠义的,是帝国复兴的希望所在。

怀着这种心境,孔融开始了他在许昌的呼朋唤友,向曹操推荐人才的热情高涨。先后推荐的包括了祢衡、谢该、赵岐、边让。此外,还写信给流亡江东的王朗,劝其早日北还,又请求曹操出面把陷于孙权的囹圄之中的盛宪召回许都。这些人都在帝国士大夫们中间享有盛名。但很可惜,这些孔融所推荐的志同道合者,最终谁也没有得到曹操的重用。而孔融也在这种微妙的结局中慢慢窥出了许昌的政治风向,慢慢从早年的拥曹派转向了反曹派。

建安九年抛出的那份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最能反映孔融的反曹拥汉心态。

平定冀州之后,曹操由兖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据了帝国最资源最富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曹操见崔琰时对他说:“我检阅你们冀州的户口,发现可以征召到三十万的部队,真是一个大州啊!”兴奋之色溢于言表)。随后曹操马上又有了新动作:准备在帝国疆域内恢复古代九州制的行政区划。按古制,冀州除了现有的地盘之外,还要并入现有的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以及兖州、青州的一部分。其面积相当于日后的曹魏帝国的疆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冀州牧曹操的心机显然路人皆知。

为“配合”曹操恢复古九州制的计划,孔融抛出了他恢复古王畿制的计划。

《周礼》里说过:“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是说: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全部属于皇帝的直属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这样来算的话,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

孔融的真实意图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去实现这个古王畿制,那需要曹操从自己现有的兖州、豫州这些势力范围里面撤离,这显然不现实的——这种不现实也成了后人诟病孔融迂腐的铁证。孔融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为了阻止曹操恢复古九州制,阻止曹操的实力膨胀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同属三代古制。若要推行古九州制,自然也应该要恢复古王畿制才是。

孔融这份“恢复古王畿制提案”显然并不迂腐。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杀孔融。稍后,集团内另一老牌拥汉派士大夫荀彧在寿春仰药而死。

5、曹魏集团成型:同心圆结构

建安十七年,帝国的行政区划作了一次微妙的局部调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广平、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魏郡由原十五城增至三十城,足足扩充一倍有余。自此魏郡可谓天下郡国之冠。

第二年,曹操又对帝国的行政区划大动手术,并原十四州为古九州。改革的重点放在冀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间、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冀州疆域在原有的基础上,并入了原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兖州、青州的一部分,成为天下第一大州,其面积大致相当于日后曹魏帝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且为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这些调整并非无因,它们的幕后用意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明晰。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日,曹操进位为魏公,汉献帝下诏:“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同时还让曹操“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进位为公,意味着曹操正式在东汉帝国内部分茅裂土,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国)社稷。而以十郡之地封建诸侯,这样巨大的规模则是两汉自文帝而下绝无仅有之事。

至此,曹操同时拥有了丞相、冀州牧、魏公三大头衔。这些头衔无一虚职。形象地说,这三个职衔将整个东汉帝国按照受曹操控制程度的高低分裂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是一种同心圆的结构。

处在最中心的是曹操以魏公身份拥有的魏国。这是属于曹操个人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曹操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魏国的中心是魏郡,这正是曹操在建安十七年扩充魏郡的原因所在。魏郡的中心是邺城。邺城既是魏国的中心,也是整个帝国的重心,是同心圆们共有的圆心。

稍外围一些的是曹操以冀州牧身份领有的庞大无比的冀州。在这里,除了冀州名义上属于汉献帝,汉献帝名义上拥有自主更换冀州牧的权利之外,其余一切也全部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州内一切事务如赋税、行政、军事等等全部操纵在曹操手中。建安十八年冀州的扩充自然与曹操冀州牧的身份有关。

处在最外围的是汉献帝在名义上领有,曹操以丞相的身份拥有实际执政权的东汉帝国。尽管曹操把持着帝国的主要权柄,但他仍然不得不让汉献帝保持一整套理论上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和魏国内的臣子、冀州牧幕府中的幕僚有所不同,这些行政系统中的官员们不能以曹操的名义直接任命,他们在责任范围内也不对曹操负责。他们在身份和地位上,是曹操的同事。正基于此,这些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成了诸多反对曹操的拥汉派士人们活动的温床。

这三个控制程度不一的同心圆构成了曹操架空东汉帝国,维持自己的权臣统治的骨架。从邺城出发,以魏郡为中心,曹操强悍的统治力穿透魏国,逾越冀州,进而辐射到了整个东汉帝国。建安十八年的五月丙申日,实际上是曹操的公司借东汉帝国之壳上市的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所谓的曹魏集团正式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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