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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哈西德派初探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9-6-13 10:57| 查看数: 11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摘 要: 哈西德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东欧的一支犹太民间教派。二战后,部分在纳粹大屠杀中劫后余生的哈西德信徒在犹太人的故地巴勒斯坦进行社团重建。哈西德派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其对该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从强烈反对到逐步接受的过程。自视为犹太传统的真正捍卫者、拥有独立教育体系的哈西德派在以色列社会是一个相对隔离和孤立的宗教文化群体。为塑造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和确保自身在宗教事务上的发言权,哈西德派有节制地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并形成政坛上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哈西德派的服兵役豁免权成为其与世俗犹太人矛盾与冲突的焦点。经济贫困和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已成为当前制约以色列哈西德派健康、正常发展的两大难题。
  关键词:  以色列;哈西德派;犹太人
  哈西德运动是18世纪末产生于苦难深重的东欧犹太人中的一场下层民间宗教运动,它是“正在走出隔都”的犹太人对所面临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做出的反应。哈西德派的创始人是号称“美名大师”的以色列·本·以利撒(Israel Ben Eliezer)。至其追随者贝尔·多夫(Ber Dov)时期,该派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信徒遍布波兰、白俄罗斯和加利西亚。哈西德派的核心教义是“上帝在人间”,其神性的火花弥漫于所有的世间存在物。该派借此将犹太教信仰由对抽象、玄奥的经典和律法研读,转化为动情入迷的祈祷,从而为贫穷、知识匮乏的下层犹太民众的信仰生活注入了快乐、积极、乐观的色彩。及至19世纪中叶,近一半的东欧犹太人加入了哈西德阵营。①
  杰出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通过编纂大量的哈西德故事集及对哈西德主义的重新阐释,不仅弥合了东欧犹太下层教众与正统派犹太人之间信仰方式的隔阂,而且使其为整个西方世界所知晓。他所创立的“我—你”存在主义哲学,赋予哈西德主义以“人与神”对等及无限合一的基本内涵,为其注入了理性与和平之光。布伯的研究和努力某种程度上将哈西德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名字因而与新哈西德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二战中,哈西德派成为遭受纳粹摧残最为深重的犹太群体。虽然如此,劫后余生的哈西德派在以色列、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新的社团中心,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传承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今日哈西德派最大的聚居地是以色列,他们在这个犹太民族家园的生存境况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有涉及以色列哈西德派的专门研究,对哈西德派的零星研究仅集中于对这场宗教运动及其文化内涵的历史考察。白玉广和马丹静从宏观上探讨了哈西德运动在东欧产生、发展、兴盛的整体状况,参见白玉广:《犹太哈西德运动历史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马丹静:《哈西德运动在东欧兴盛的原因探析》,《学海》,2012年第3期。刘精忠则从宗教哲学方面探究了布伯的思想与哈西德主义的内在关联,参见刘精忠:《布伯宗教哲学的哈西德主义内在理路》,《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2期。此外,译著《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其中有一章内容勾勒了哈西德运动产生的背景、创始人、教义及马丁·布伯对哈西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该著为国内学者了解哈西德運动提供了较为全面而珍贵的资料。本文试从哈西德派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哈西德派独特的生活方式、哈西德派对政治生活的有限参与及其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四个方面探讨以色列哈西德派的生存现状,以加深人们对犹太文化多样性及以色列政教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
  一、犹太复国主义的内部反对者与有限接受者
  现代以色列的历史肇始于犹太复国主义,它是一场受到近代西欧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意在拯救欧洲犹太人生存困境的民族复兴运动。该运动的宗旨是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以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对于19世纪末席卷整个欧洲的犹太民族复兴运动,作为犹太正统派重镇的东欧犹太人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因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伪弥赛亚运动屡屡给犹太人带来的灾难与伤害,正统派犹太人历来对采用人为方式建成一个犹太国持警惕态度。在该派宗教领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由世俗犹太人发起的虚假和不成熟的弥赛亚运动,其结果必然是使犹太人背弃自己的犹太身份以适应现代世界。而让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一个领土而非精神上的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无异于犹太人的集体同化行为。Conor Cruise O’Brien, The Siege: The Sage of Israel and Zioni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48因此,宗教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俗人的努力无法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犹太人的救赎只能通过上帝的意志实现,正统派犹太人加入这场运动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是违背上帝意志的。David Hartman, Conflicting Visions: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in Modern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0, pp41-42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消除其影响,德国、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于1912年在波兰卡托维茨成立了世界性的犹太正统派教徒会,即以色列正教联盟。联盟在其政纲中宣称:“正教联盟的宗旨是以托拉精神解决流散状态和在古以色列王国土地上生活的犹太人面临的所有问题。”Tzvi Rabinowicz, Hasidism in Israel: A History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and Its Matters in the Holy Land, North Bergen: Book-mart Press, 2000, Introduction哈西德派即是以色列正教联盟的骨干力量。
  尽管明确地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对故土锡安之地深沉的向往之情,又决定了以色列正教联盟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矛盾态度。事实上,早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前的18世纪,就已经有哈西德信徒移民巴勒斯坦,其零星的移居活动在19世纪一直绵延不断。需要指出的是,哈西德派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活动都是纯宗教意义上的。正如哈西德来比哈伊姆·梅厄·耶希尔·沙皮尔(RHayyim Meir Yehiel Shapira)向其追随者明确呼吁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以斯拉和尼希米,我们期待着在圣地建立一个完全以托拉精神为指导的定居点”。Tzvi Rabinowicz, Hasidism in Israel: A History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and Its Matters in the Holy Land, Introduction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圣经全书中的第15本书,主要记载了历史上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回归祖国的事迹。与此同时,以色列正教联盟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以对抗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建立的犹太民族自治社团——伊休夫。
  二战中,波兰成为600万犹太人的墓场,这一悲惨的现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哈西德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也使其原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顿显苍白无力。战后,因无法返回在战争中被毁的家园,美国又对接收犹太移民实行配额限制,回到犹太人故地巴勒斯坦成为哈西德派唯一可行的选择。为重建其在大屠杀中被毁灭的社团,哈西德派逐渐扩大了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
  同时,为争取哈西德派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支持,1947年6月19日,本-古里安以时任犹太代办处主席的身份致函以色列正教联盟执委会,对后者做出以下承诺:(1)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六,确立为以色列犹太人的法定休息日;(2)在政府和军队的厨房与餐饮部,犹太教的饮食法规应得到严格遵守;(3)宗教法庭在包括结婚、离婚、丧葬等在内的个人地位和家庭事务方面享有绝对的裁判权;(4)尊重并保持宗教教育体系的自治地位。Charles S Liebman and Eliezer Don-Yehiya, “the Dilemma of Reconcil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Ne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1(1983), pp53-67以上四条内容即被称为政教之间的“现状安排协议”,它成为日后以色列处理政教关系的思想基础。
  “现状安排协议”在不严重影响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生活的前提下保证了哈西德派对新国家社会生活的参与。正是以此为基础,哈西德政党——以色列正教党以色列正教党即从以色列正教联盟演化而来。参加了以色列预备政府的筹建工作,并在此后一直是以色列政坛一支较为稳定的力量。纵然如此,在提交第一届议会竞选名单时,以色列正教党明确表达了其参政并不是为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在该党看来,“以色列不仅是对上帝和圣地的亵渎,而且是一种公开违抗上帝旨意及其律法的行为,我们不能对之坐视不顾……在托拉圣贤的授意下,我们要从政治体制内部与世俗力量做斗争……去影响新国家基本法律的颁布及其领导人的行为”。Moshe Ona, On Separate Paths: the Religious Parties of Israel, Gush Etzion: Yad Shapira Press, 1983, p133
  因此,尽管接受了在古以色列王国的土地上建立的犹太民族新家园,并且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哈西德派并未真正地从思想和情感上认同这个由世俗力量主导的国家。联合政府的哈西德党派在召集会议时从来不颂唱以色列国歌,而这是其他政党开会时必须履行的仪式。哈西德派下属的宗教学校不悬挂以色列国旗,在教科书中刻意回避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史实。Don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187他们只庆祝安息日和赎罪日等犹太教传统节日,对以色列举国上下欢庆独立日及纪念阵亡将士的活动则不屑一顾。媒体中时有关于哈西德聚居区在以色列独立日焚烧国旗的报道。在烈士纪念日中,哈西德居住区喧嚣的场面与普通以色列人哀悼阵亡将士庄严肃穆的氛围更是格格不入。甚至在以色列建国40多年后的1989年,长期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哈西德党派领袖夏奇来比(Rebbe Shach)和约瑟夫来比(Rebbe Yoseph)还在以色列哈西德派最集中的地区贝内布拉克(Bnei Brak)举行反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如果说上述主流的哈西德派已经接受了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他们只是出于古老的宗教信仰而无法认同于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以色列还存在着少数激进的哈西德派,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甚至将现代以色列的建立视为一场灾难。激进哈西德派的典型代表是撒特马尔派和“城市卫士”。1986年,以撒特马尔派为核心的中央拉比会议(The Center Rabbinical Congress)发表了一份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公告:“安拉降示给先民的犹太教信仰绝不会认可犹太复国主义者及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必须谴责那些以安拉之名进行的有违宗教律法的行为,绝不能对这种邪恶的无神论思想给整个犹太世界带来的有害思想听之任之。”Edward CCorrigan, “Jewish Critism of Zionism,”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Vol35, No3(1991), pp56-69因毫不妥协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撒特马尔派禁止其信徒参加以色列地方和全国议会选举,以及其他任何政治活动。另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哈西德派组织是1935年从以色列正教联盟中脱离出来的“城市卫士”。该组织在反对以色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成员拒绝接受以色列政府的任何财政资助,他们甚至竭力避免使用包括法庭、学校、货币、公园等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也拒绝使用以色列的身份证。与此同时,“城市卫士”经常发起一些反对政府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在被认为埋有圣徒遗骨的地点进行任何现代建筑的抗议活动,还不时在媒体上无所顾忌地质疑和挑战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撒特馬尔派和“城市卫士”甚至不愿提及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名称,而用圣经中的“以色列地”指称“以色列”。
  二、传统而孤立的社团生活
  二战后,哈西德派在以色列很快发展起来,据不完全估计,截至2014年,哈西德信徒已达到813万人左右,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11%。Keren Setton, “Feature: Tradition Breaks as Haredi Jews Enter Israeli Army,” 2017-03-08, wwwxinhuanetcom 哈西德派主要分布在耶路撒冷和距特拉维夫八公里的贝内布拉克,这两座城市共集中了70%的哈西德社团。Don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 New York: Free Press, p173因人口急剧膨胀,哈西德派居住区逐渐向之前世俗犹太人的领地扩散,他们甚至在约旦河西岸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建立了定居点。无论在哪里生活,出于抵御来自外部世俗化浪潮的侵袭,哈西德派都保持着自己高度自闭而孤立的社团生活。
  哈西德派属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在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以严格恪守早期的正统派犹太教信条,拒绝与现代社会做任何妥协而闻名。身处现代社会的哈西德派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着数世纪之前其东欧先辈的装扮。绝大多数哈西德男子蓄胡须,一年四季身着黑色服饰,戴紧贴头顶的无边小便帽,在公共场合则要戴上宽边的黑色礼帽。在安息日、婚礼等其他犹太教节日中,哈西德男子往往要穿黑色西装或长度及膝的大衣,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穿上丝质的罩衫并戴上阔边皮帽。祈祷时,多数哈西德男子在外衣上系一条长长的腰带。哈西德女子在着装上则遵循庄重得体原则,她们要穿高领和盖过手腕的长袖上衣或长及脚踝的裙子,以尽可能减少裸露在外的身体部位,服装的色调也以黑、白、灰为主。已婚妇女往往要将头发用一块方巾或束发带裹起,部分女性甚至将头发剃除后戴上假发。
  由于犹太教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哈西德派在除家庭领域之外的所有公共场合都谨守男女授受不亲。在犹太会堂的祈祷仪式中,女子通常只能坐在角落里或阳台上,有时则以一块厚厚的幕布与男子隔开。在哈西德信徒的婚礼、成年礼等其他一些节日庆典活动中,男女也不能同桌而食或在一起举行欢庆活动。为减少男性和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接触,有些哈西德市场为男性和女性分别安排了不同的购物时间,公共浴场也是在不同时间轮流对男性和女性开放。诸如邮局之类的公共服务机关为了避免冒犯男性顾客,甚至拒绝雇用女职员。与此同时,哈西德派也禁止女性参与政治和其他公共活动,认为这会产生女性领导男性之嫌。他们常常将世俗犹太女性政治家作为攻击对象,对后者恶语相加,称其为女巫、荡妇和恶魔。
  在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日渐疏远传统宗教戒律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要求与规定时,哈西德信徒仍然虔诚地坚守着犹太律法在饮食起居方面的所有规范。对哈西德信徒来讲,小到穿鞋应先系哪一根鞋带,大到食物的选择与烹调、进食前的仪式,以及生儿育女的方式等人生中的每一个行为与活动都要严格按照神的旨意去进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丝不苟地贯彻犹太律法的每一条戒律,才能拉近与上帝的距离。哈西德信徒对犹太教节日更是重视有加。深信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比生命还重要的该派信徒在安息日不工作、不购物、不旅行、不烧煮、不写字、不开灯、不按电钮、不接电话、不携带钱款,也不允许任何交通工具的运行。
  从根本上讲,哈西德派之所以能在世俗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和固守坚定的信仰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其拥有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1953年以色列的教育法规定实行国家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行的二元教育体制。据此,哈西德派下属的学校成为虽处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但却得到政府承认并享受国家财政资助的一支独立的教育力量。在自己的教育系统中,从教师的培训、雇用和课程的安排设置到学生的选择与学校的选址方面,哈西德派均拥有完全的自主权。Shlomo Swirski, Etty Konor and Yaron Yecheskel, Government Allocations to the Ultra-Orthox (Haredi) Sector in Israel, Tel Aviv: the Adva Center, 1998, p7
  哈西德派的教育体制包括经堂教育(heder)、耶希瓦教育(yeshiva)和科来尔教育(kolel)三个层次。哈西德男童从三四岁起就进入经堂学习《摩西五经》和《塔木德》的简单知识。经堂教育一般为时八年,期满之后,成绩较好的学生可获准进入耶希瓦学习,较差者则被家长安排学习手工技艺、贸易等其他生存技能。在各级耶希瓦教育中也存在着层层淘汰机制,没有潜力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直接进入赚钱谋生的行业。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宗教知识,经过短期培训之后他们便可任职低级拉比或在饭店、医院、军队中担任犹太饮食法规监督者。资质较高的学生则在耶希瓦中逐级向上学习。在从最高等级的耶希瓦毕业和结婚之后,少数优秀的学生将在被称为科来尔的高级犹太经典研究机构终生从事塔木德研究。科来尔中的出类拔萃者将有望被委以高级拉比之职或成为耶希瓦和科來尔的管理者。在学习过程中,哈西德学生要求大声喊出他们研读的东西,教室里因而常常是一派喧闹,在沉思默想中学习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哈西德学校只教授宗教课程,诸如数学、外语等其他世俗学科均不在学生学习之列。甚至希伯来文学作品、希伯来语法和犹太历史也不在学生的涉猎范围内。即使是宗教科目,哈西德学生学习和了解的内容也极其有限,他们只研习《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如此一来,哈西德学生甚至对犹太教经典《圣经》的内容也所知无几。缺乏对《圣经》的基本了解及学习内容的狭窄不仅造成了哈西德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鸿沟,甚至也成为哈西德派与正统派和改革派犹太人的一个显著差别。Israel Shahak and Norton Mezvinsky,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25上述哈西德派的教育模式和内容针对的只是男生。相比之下,哈西德女子学校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均较为宽松。她们可以了解一些艺术、数学、英语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甚至可以有选择地阅读部分希伯来文学作品。Don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 p187
  从1980年到1997年,哈西德派学校学生的入学率增长了四倍,超过以色列其他任何种类学校学生的增长速度。1998年,以色列正教党下属的教育系统共拥有140所小学、4200名教职员工和50 198名在校学生,而沙斯党(1984年从正教党中分离,代表东方犹太人政治和文化利益的政党)则拥有83所学校、1700名教师和10 592名学生。“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s,”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Proposal for Fiscal Year 1998 and Explanatory Notes, Jerusalem,1999, pp211-212在哈西德派的努力下,今日以色列从事专职宗教研习的人员甚至比大屠杀之前还要多。
  哈西德信徒认为宗教研习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与整个犹太民族的福祉息息相关。从公元600年左右的巴比伦塔木德时代开始,以宗教研习为终生职业的犹太人就无须自谋生计,且可以免除社团内部的其他责任并享受种种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前现代。而在现代以色列,宗教研习生除在生活上受到政府资助,还可以免交财产税和免服兵役。这种情况引起了世俗犹太人的极大不满。对此,哈西德派声称自己是塔木德律法和传统的真正护卫者,只是因为他们潜心进行《塔木德》研究,犹太民族才能在十多个世纪的逆境中得以存续。他们深信犹太教并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相反,犹太教必将改变时代。Don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 p185
  在国家的支持和海外犹太人的捐助下,哈西德派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福利体系,这成为哈西德社团得以维持发展的另一原因。比如维兹尼茨派致力于帮助苏联犹太移民重新熟悉塔木德文化,为他们提供犹太教育和青年俱乐部以使之较快地适应新生活。该派专门开办了为多子女家庭提供折扣商品的非营利性超市以减轻不断攀升的物价对贫困者的压力,还为一些重病患者提供紧急救助,帮助他们联系医生和支付医疗费用。Tzvi Rabinowicz, Hasidism in Israel: A History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and Its Matters in the Holy Land, p48在为信徒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的同时,奉行“没有食物就没有托拉”的维兹尼茨派认为其首要的责任是为信徒提供生存之道。该派设有自己的钻石加工厂、出版社、屠宰场、饼屋和绿色食品店,职员均为本派信徒。另一个哈西德派拜尔兹则几乎建立了一个服务设施齐全的小型福利社会:救济弱者的慈善委员会、为游医和护理人员提供必要仪器设备的机构、免费为信徒主持成年礼和婚庆典礼的机构、老年人之家、逾越节为信徒分发食品的食品屋;帮助青年夫妇以合理价格购买住房的基金会等等。Ibid, p28
  信仰虔诚、高度重视精神生活的哈西德派的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他们是以色列最贫困的群体。据2010年资料统计,59%的哈西德信徒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比全国平均比率高出47%。Changes in Israels Haredi Community, February 29, 2012, http://wwwjewishfederationsorg长时间在经学院中研习犹太经典、因世俗教育的缺失而导致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以及家庭规模庞大,是造成哈西德派经济贫困的主要因素。哈西德妇女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个家庭约有六个孩子,十个孩子的家庭也不鲜见。哈西德信徒认为“比蜜更甜的是房间里挤满了小孩”,节育是违背犹太律法的行为。Donna Rosenthal, The Israelis: Ordinary People in an Extraordinary Land, p175在经历了大屠杀造成犹太人口的骤减之后,尽可能多地生儿育女更被哈西德信徒视为神圣的责任。由于极高的自然增长率,哈西德人口呈严重的年轻化趋势,比如1996年在贝内布拉克,在共计141万的哈西德人口中,19岁以下的就有78万。Tzvi Rabinowicz, Hasidism in Israel: A History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and Its Matters in the Holy Land, p160
  因宗教学习被视为一项神圣的工作,部分哈西德男子甚至终其一生从事经典研习,即使成家立业之后依然如此。伯曼(Berman)和克利诺夫(Klinov)二人的研究表明,进行全职宗教研习的哈西德男子从1986年的41%增至1996年的60%。Eli Berman and Ruth Klinov, “Sect, Subsidy and Sacrifice: An Economists View of Ultra-Orthodox Jews,”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November, 1998另据2007年以色列银行的统计,70%的哈西德男子处于无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养家糊口的责任就落到了其妻子们肩上。现实是,一方面因照顾众多子女的饮食起居而陷入繁忙的家务之中,另一方面也因知识和技能的欠缺无法胜任许多工作,哈西德女性的就业受到极大限制。据统计,1995年,外出工作的哈西德妇女只有30%,其中从事全职工作的仅有5%,其余均为兼职小时工。Moni Dahan, “The Haredi Population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Jerusalem,”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1997, Summary她们收入微薄,平均只能负担18%的家庭开支。结果,一般哈西德家庭绝大部分开支只能仰赖政府资助,其中39%是以经学院研习者的薪金形式支付,另外32%则为子女的抚养补贴。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抚恤金、伤残保障及其他社会保险项目。Gehrig, “Change Without Coercion for Haredi Integration,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4, 2012
  以以色列银行行长斯坦利·菲斯特(Stanley Fischer)为首的部分以色列官员已充分认识到因缺乏必要的教育,哈西德派的就业障碍正在成为困扰以色列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问题。Ibid为帮助哈西德派走出經济困境,以色列劳工和社会职业服务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专门为哈西德派设立了职业培训机构。在不违背哈西德派基本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机构为男子开设了仪式抄写员、仪式宰杀、犹太饮食法规的督察者等职业;针对女性的培训课程则有儿童护理、假发制作、理发师和电脑操作员。哈西德社团内部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1997年,哈西德技术研究中心在米亚沙里姆(Mea Sharim)的设立是哈西德派主动适应市场要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技术研究中心的墙上醒目地镌刻着中世纪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的名言:“慈善的最高境界是帮助一个人找到谋生之路,使其不再依赖他人。”中心白天为女性授课,晚上为男性授课。相较于在经学院中潜心研习犹太教的男性,掌握一定世俗科目知识的女性在学习计算机语言,专业写作及工程设计方面要容易一些。技术中心培养了大量的程序员、系统管理员、图形设计师和计算机维修员。大部分人进入哈西德派自己开办的公司就业,也有一些女性选择在家里工作,这样既可以避开公众视线又可以料理家务。
 三、哈西德政党及其参政活动
  哈西德派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世俗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但是该派中的温和派却有节制地参与以色列的议会政治,以色列正教党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体来讲,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主流世俗主义者眼中,哈西德派只是一个专注于保持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政治上相对默默无闻的群体。但80年代末沙斯党在政坛的异军突起,逐渐使哈西德派成为以色列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前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哈西德政党主要有以色列正教党、圣经旗帜党和沙斯党。
  如前所述,以色列正教党是最早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联系的哈西德政党。以色列建国前夕,该党在“现状安排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与世俗政治力量的妥协,并且与全国宗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共同组成宗教阵线,参加了工党主导的第一届联合政府。1951年该党因在招募女性入伍问题上与工党产生分歧,从而退出联合政府。其后,在1955年和1959年的第二届、第三届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正教党虽与正教工人党组成托拉宗教阵线参与竞选,却未加入联合政府。从第四届联合政府至今,历届政府中都有以色列正教党的身影。尽管谋求进入议会,正教党却一直保持低调的参政姿态,即加入联合政府却拒绝接受任何部长职务。例如在1996年內塔尼亚胡政府组阁过程中,正教党的领袖原被委以住房部长之职,但被该党婉言谢绝。Asher Arian, The Second Republic: Politics in Israel, New Jerse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8, p128
  在以色列政党分化组合频繁、变化万端的政坛上,正教党也不例外。1984年大选前夕,正教党的首领之一夏奇因与党内的其他阿什肯纳兹拉比不和,遂率领其追随者退党另外组建了“塞法迪圣经保卫者联盟”,即沙斯党。当前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以色列社会时,通常将犹太人内部划分为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其中也可以把塞法迪犹太人称为东方犹太人。二者在现代犹太教改革中的态度、宗教仪式的奉行与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均有很大不同。以色列建国后的最初几十年,东方犹太人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被动参与者,无形中受到新国家建立的主导力量阿什肯纳兹人的歧视。在宗教事务上,东方犹太人多年来也一直生活在阿什肯纳兹宗教权威的阴影下,他们不得不把一些聪颖的少年送到阿什肯纳兹正统派学校就读,以便学习“正确的”犹太教事务。沙斯党首次进军全国议会选举就旗开得胜,赢得了4个席位。在之后的大选中,沙斯党的力量稳步发展,曾位列议会第三大党。在2009年、2013年和2015年的近三届选举中,沙斯分别获得了11个、11个、7个席位。从建立至今,沙斯党一直是历届联合政府稳定的组阁伙伴。同样,在夏奇的一手策划下,继沙斯脱离正教党的羽翼之后,正教党中的立陶宛派因与哈西德派不和,也于1988年另立山头,成立了“圣经旗帜党”。尽管正教党和圣经旗帜党在宗教和政治立场上时有龃龉,但从1992年第十三届议会选举开始,每次大选前夕,为避免浪费选票,两党总能搁置分歧,共同组成圣经联合阵线参与竞选。1951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法》规定任何政党如在全民投票中获得总票数的1%(1992年提高到15%),就可以进入议会,此为政党获取议会席位的基本门槛。圣经联合阵线在历次选举中,所获席位通常徘徊于4~6席之间。
  正如以色列正教党在进入第一届议会时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哈西德派参政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体制内部与世俗力量做斗争,以确保现代以色列的犹太性。加入联合政府的哈西德派政党一方面大力推动政府进行宗教立法,如婚姻法、安息日法规和饮食法规;另一方面向政府施压以加强犹太人在宗教社会事务中对传统犹太律法的严格遵守。哈西德派坚持正统派拉比在婚姻、丧葬等个人身份地位事务上的绝对垄断地位。宣称上帝将会因为犹太人的罪过而推迟对犹太民族的拯救,哈西德政党不时呼吁政府应该对新移民严格犹太身份的认定、限制女性堕胎、在安息日关闭所有交通运输、禁止进口不符合犹太法规的肉食,犹太人在公共场合的衣帽和言行举止须庄重得体。与此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着发放犹太饮食许可证的职权,哈西德派还要求旅馆、饭店及其他公共场所的营业必须遵循犹太教的相关规定。建国初基本上由全国宗教党议员担任部长职位的宗教事务部,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逐步被哈西德政党所把持。宗教事务部下属的犹太部主要负责监管犹太饮食法规、犹太会堂、净身仪式、缔结婚姻和丧葬方面的事务。该部还拥有委任各级地方拉比的职权,后者具体负责所有与宗教相关的各项事宜,包括保护圣址、宗教训导、主持新移民的皈依仪式及组织各种宗教庆典。宗教事务部的预算通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4%,其中过半的资金用于资助经学院哈西德派宗教研习生。Eli Berman, “Subsidized Sacrifice: Sate Support of Religion in Israel,” Contemporary Jewry, Vol20, No1(1999)
  当哈西德政党过于严苛的宗教要求侵犯了绝大多数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本权利时,政府往往在“现状安排协议”的框架内予以变通解决。比如对于哈西德派在安息日禁止所有交通的要求,政府规定以色列本国的航班在安息日停飞,而外国航班安息日则可以在以色列着陆。与此同时,政府确保哈西德居住区及其邻近地区在安息日关闭所有的交通设施,但在非正统派居住区另外开辟一些辅助路线以满足国外游客外出、购物、就餐等其他基本需求。选择与非犹太人结婚和那些不愿由正统派拉比主持皈依仪式的人可以在国外完成此类仪式,政府对之也予以默认。长期以来,在以色列左右翼两大政党集团相互对峙的政坛格局中,两大党团为争取哈西德政党在阿以冲突中对当局政策的支持,都不得不对后者做出一定的妥协。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以及以色列比例代表制的议会选举准入制度使削弱哈西德派在宗教和公共事务上的特权几乎很难实现。1996年6月,梅雷兹党主席、时任教育部长的舒拉米特·阿洛尼谴责宗教干预社会生活,阿洛尼对极端正统派的态度及其女性身份引起沙斯党的强烈不满。沙斯党遂以退出联合政府相要挟,威逼拉宾总理撤销阿洛尼的教育部长之职。无奈之下,拉宾只能“劝说”阿洛尼辞去教育部长职位,以保证政府按既定路线推行和平政策。冯基华:《宗教政党对以色列政局及阿以冲突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5期,第55页。
  哈西德政党参政的重点是与宗教相关的内政事务,外交议题不是其关注的焦点。但对于牵动以色列全国上下的安全与和平问题,进入议会的哈西德政党显然无法回避。与其一贯的风格一致,哈西德政党习惯于从犹太教观点来解读被占领土与安全问题。例如以色列正教党的骨干力量之一路巴维切派来比援引以色列是上帝赐给犹太人应许之地的古老宗教信条,认为对以色列全地的拥有是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容侵犯,保护其在被占领土定居点的存在与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沙斯党的立场则要温和一些,该党的精神领袖约瑟夫认为正如同弱小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无法完全摧毁圣地的基督教堂那样,今天的犹太人也无力保持所有被征服的土地。由此,约瑟夫主张为了避免战争对犹太人生命造成的伤害,以色列政府应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做出适当妥协。Israel Shahak and Norton Mezvinsky,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16在作为拉宾政府的组阁伙伴期间,沙斯支持工党“以领土换和平”的《奥斯陆协议》。但是近些年来,哈西德政党总体上讲对被占领土的态度趋于强硬,显示出愈来愈浓厚的鹰派色彩。例如在首次实行总理直选制的1996年大选中,96%的哈西德派将其选票投给了内塔尼亚胡。而在议会选举中,70%的哈西德信徒支持超级鹰派党——莫莱德特(祖国党),该党主张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出去。Daniel J Elazar and Shmuel Sandler, Israel at the Polls, London: Frank Cass, 1998, p73
  与正教党和托拉旗帜这两个阿什肯纳兹哈西德政党相比,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沙斯党可谓哈西德政党中的后起之秀。该党从20世纪80年代建立之初就已经对修成正果的犹太复国主义持低调的认同态度。2010年沙斯党正式加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为第一个明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哈西德政党。正是因为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沙斯党更为活跃地参与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并且积极为本党议员争取部长职务。与此同时,沙斯党在为其附属学校争取资金方面也更为有效。从1990年到1998年,宗教事务部对正教党下属学校的拨款增长了111%,对沙斯下属学校的拨款则增长了305%。Shlomo Swirski, Etty Konor and Yaron Yecheskel, Government Allocations to the Ultra-Orthox (Haredi) Sector in Israel, Tel Aviv: the Adva Center, 1998, p7
  四、哈西德派與以色列主流社会的关系
  哈西德派完全忠实于民族传统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典范。但在多数世俗犹太人看来,不愿随着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哈西德派更像是泥古不化者。二者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哈西德派经常将杀人越货、酗酒和吸毒等个别现象看成是世俗社会的特征而对之大肆批判。在哈西德居住区附近的世俗犹太人更会不时因其举止“不得体”或亵渎安息日的行为受到前者的语言甚至人身攻击。而在世俗犹太人眼中,哈西德派则是妄图实行神权政体的宗教狂热者。199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哈西德派被主流社会列为最不受欢迎的犹太群体。Shlomit Levy, Hanna Levinsohn and Elihu Katz, Beliefs, Observ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mong Israeli Jews, Jerusalem: Louis Guttmann Israel Institute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993, p122006年底的一项调查研究则发现约有1/3的以色列人认为哈西德派对他们而言是最疏远的群体。In Brief: Hate for Chareidim, Jewish Tribune, November 2, 2006, http://jewishtribunecom哈西德派享有的免服兵役特权是造成主流社会对其疏远和不满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开国总理同时也是第一任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在1948年应以色列正教党领袖的要求,豁免了400名哈西德犹太经学院学生服兵役的义务,这在当时以色列正处于与周围阿拉伯国家激烈交战、兵力紧缺的状况下,是一个大胆而充满争议的举动。本-古里安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是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首先,最初被豁免的经学院学生只有400名,这一数额对以色列兵力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与其他世俗主义者一样,本-古里安认为哈西德派在世俗化、现代化的以色列的存在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经学院学生的减少,兵役豁免权问题便会自动消失。其次,哈西德派聚居的耶路撒冷在当时是众多敏感、复杂问题交织的城市,本-古里安不愿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全局。最后,这一决定与本-古里安力图团结各派犹太人的基本愿望是一致的,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本-古里安不愿在新国家立足未稳之时就陷入内部分裂的泥潭。1977年利库德上台后,为赢得哈西德派的支持,进一步放宽了豁免的标准,不仅以《托拉》学习为其终生职业的学生可以免服兵役,哈西德独立学校中的教师乃至宗教研习班的毕业生都被免除了该项义务。如此一来,享受兵役豁免权的人数便直线上升。免服兵役的哈西德信徒在1987年迅速攀升至17 017人,1997年进而增加到28 772人,到2005年,其人数已逾4万。Shahar Ilan, Draft Deferment for Yeshiva Students: A Policy Proposal, Jerusalem: Fuoersheeime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6, p462012年,免服兵役的人数更是突破了6万。
  Gehrig, “Change Without Coercion for Haredi Integration,”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4, 2012
  随着免服兵役的哈西德人数的迅速攀升,兵役豁免权问题逐渐引起了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分歧。许多世俗、传统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经学院学生享有的此项特权感到十分愤怒,因为从18岁开始他们就要服三年的常备役,此后一直到50岁,每年还要服几个星期的预备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同为以色列公民的哈西德派却可以免除这一切,后者的义务毫无疑问地落到了前者的肩上。不仅如此,在世俗犹太学生为接受高等教育支付高昂的学费时,哈西德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却完全由政府买单。服兵役的犹太公民认为这是一项严重不公平的政策,他们多次为此举行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
  面对世俗犹太人的质疑和不满,哈西德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反驳。理论上,哈西德派认为自己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阿以之间的冲突完全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造成的,服兵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的事情,无辜的哈西德派没有义务卷入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之中,也没有理由为一个他们所强烈反对的运动造成的后果牺牲宝贵的生命。由于反对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进而不能完全认同以色列国家,哈西德派在许多事务上将自身置于以色列社会之外,认为自己可以免于承担公民义务。实践上,对哈西德这一传统而又自闭,并且完全专注于宗教的团体来讲,犹太教即是生活本身,正确地抚养和教育孩子尤为重要。为了使自己的学生在严格而纯洁的宗教氛围中成长,哈西德宗教领袖竭力将外界的世俗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让年轻的哈西德信徒在18岁参军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在军队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世俗犹太人接触和交往,其结果必然会使哈西德青年置身于前所未有的思想和事物的诱惑之中,这对于整个哈西德派宗教团体独特生活方式的保持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除了从事宗教研习的哈西德男子,也有极少部分哈西德信徒应征入伍。为了能够在军营中继续遵守宗教戒律,他们独立编制,组成单独的“圣营”。比如路巴维切派哈西德信徒就参加了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Tzvi Rabinowicz, Hasidism in Israel: A History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and Its Matters in the Holy Land, p75尽管如此,哈西德信徒仍不方便执行某些军事任务,比如,因犹太教禁止在安息日飞行,他们不能申请当空军;蓄须也使他们无法顺利地带上有氧面罩。凡此种种,都使哈西德士兵在战场上的伤亡率大大低于普通士兵。
  哈西德派最大的聚居区耶路撒冷成为其与世俗主流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1993年,在耶城全体适龄学生中,就读于哈西德派下属教育机构的幼儿园学生比例已达到55%,小学生比例为388%,中学生为219%。Shlomo Hasson, Haredi and Secular Jews in Jerusalem in the Future: Scenarios and Strategies, Jerusalem: Ahva Cooperative Press, 1999, p21哈西德派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他们的居住区日益扩展至非哈西德派生活的区域。二者的价值观及生活理念的差异经常导致彼此的摩擦与冲突,冲突的焦点集中于公共场所的言论与行动自由。世俗犹太人想自由出入影院,在安息日和其他宗教节日驾车出行,在自己的居住区内不受干扰地生活,按自己的喜好着装。他们的这些行为却总是受到哈西德派的干涉和攻击,后者屡次要求在宗教节日里关闭影院和咖啡馆,焚烧他们认为张贴有伤风化广告的公交车站,并且时常攻击他们认为穿着不当的世俗犹太女子。
  然而,尽管仍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在宗教事务上一丝不苟的态度,在以色列生机勃勃的现代世俗社会的影响下,哈西德派生活的许多方面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一直以来受哈西德派严格排斥的服兵役已经有所松动,虽然入伍率依然很低,但在2008-2012年间,哈西德派参军的人数已经增长了7倍。Changes in Israels Haredi Community, http://wwwjewishfederationsorg与此同时,哈西德派的就业率也呈显著上升之势。统计资料表明,从2002年到2010年间,哈西德男性就业率从33%增至42%,女性就业率从48%增至55%。Ibid正在形成的被称之为“蓝领”的哈西德中产阶级开始改变哈西德派的生活与消费习惯,并在客观上推动着哈西德派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
  近年来,哈西德派与主流社会日渐出现了和解与共存共融的趋势。受过高等教育的哈西德派对世俗文化越来越持开放态度。例如少数受西方心理学影响的哈西德作家正试图以自己的作品改变哈西德派的家庭教育方式,建议父母抛弃传统的家长制观念,以更加自由和民主的态度对待子女。以考比·阿瑞里(Kobi Arieli)、塞哈拉·布劳(Sehara Blau)和以色列·埃希勒(Israel Eichler)为代表的哈西德派讽刺作家、政论家定期给一些著名世俗报纸撰稿,他们的思想言论成为哈西德派与主流社会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Gehrig, “Change Without Coercion for Haredi Integration,”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4, 2012创立于2011年9月的“哈西德,很高興见到你”的网络论坛正致力于加强哈西德派与其他犹太人之间的对话,消除彼此间的成见。哈西德派还建立了一些慈善救援组织,如将自杀式人体炸弹受害者予以体面掩埋的“扎卡”。另一个重要的哈西德慈善组织是由前耶路撒冷市长乌瑞·鲁宾兰斯基(Uri Luplianski)创立的“亚德萨拉”,该组织向病人和伤残者提供购置诸如轮椅等医疗器械的免费贷款,其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哈西德信徒,还面向所有以色列人。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哈西德派正在缓慢地融入主流社会。
  综上所述,二战中几乎遭受毁灭性灾难的东欧哈西德派的重建活动在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以色列取得了很大成功。哈西德派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以色列的建立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多数哈西德派适时地将对圣地的执着与热爱转化为对新的犹太民族家园的支持,由此确立了在现代以色列的存在,并持续发挥着自己在宗教事务上的特殊影响力。在现代化的以色列大环境中,自视为犹太传统真正捍卫者的哈西德派依然保持着其在战前东欧式的文化与社团自治,其人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哈西德派在以色列的发展壮大既是犹太人多样性的历史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折射,也是以色列民主制度的充分体现。吸收并接纳在世界各地漂泊了近两千年的每一个犹太群体并为之提供适宜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是现代以色列立国的基础和宗旨。经济上严重依赖政府资助及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哈西德派的正常与健康发展。如何在保持独特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自立并达成与主流社会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实现彼此之间的和谐共存,使古老的宗教传统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在目前仍是困扰哈西德派及以色列社会的一大难题。
  责任编辑:宋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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