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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如何处理与自己姐姐和哥哥的关系?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12-12 11:39| 查看数: 335|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原载《同舟共进》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不料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有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张耀祠鼓起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比江青大13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想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蛮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见不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回到钓鱼台后,已是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再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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