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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驾帖与精微批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11-15 16:01| 查看数: 5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作 者:


张金奎+关注



作者简介:


张金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7年第20174期 第139-147页



内容提要:



驾帖是皇帝授权的官员或宦官执行某项任务时的证明。驾帖持有者执行的任务很宽泛:大到宣召皇位继承人,小到采购生活用品。驾帖由内府收掌,使用前需要以皇帝批示过的“红本”为依据填写内容、盖印并到六科佥批以便稽查,持驾帖逮捕高级官员时还要配以相应内容的诏旨。明中叶以后,政治生态逐渐恶化,不时出现锦衣卫、阉宦无驾帖而滥捕人,或者持空白驾帖、假冒驾帖违法乱政的现象,招致文官群体的广泛批评。精微批的层级低于驾帖,但功能类似,而且其保存、填写方式、用印押字、佥批、比对、销缴时限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容易辨别真伪,因而成为士大夫建议替代驾帖的首选。迫于压力,皇帝同意驾帖和精微批配合使用,但因皇帝纵容以及保密的需要,锦衣卫官不做佥批即持驾帖出京行事的现象仍不时出现。发展到崇祯朝,锦衣卫捕人干脆无需刑科佥批,制度上的制衡被公开抛弃,明王朝亦走到了历史尽头。



期刊名称: 《明清史》

复印期号: 2017年09期



关 键 词:


驾帖/精微批/佥批/锦衣卫



标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ZS059)。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4-0139-09
   在明代史籍中,“驾帖”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且不时与精微批、锦衣卫同时出现。驾帖、精微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锦衣卫屡屡因为持驾帖而不是精微批外出办事遭到文官士大夫们的批评?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笔者目前见到的驾帖最早见诸史籍的时间是永乐年间。据《南雍志》记载:“永乐十年五月戊子,驾帖取举人、监生梁弘等一百二十人习译夷字。弘独告免,礼部以闻。上怒,编伍交阯。”①
   从这条记载来看,驾帖是礼部官员选拔部分举人、监生从事翻译工作的凭证。举人、监生学习“夷字”,等于进入低级吏员队伍,客观上被剥夺了通过科举谋取更高功名的机会。这关乎120名举人、监生的未来,礼部显然没有这样的权力。从梁弘拒绝应诏、礼部不得不上报皇帝这一点来看,选拔举人、监生的决定应该来自于永乐皇帝。由此看来,驾帖的功能和诏旨有类似之处。
   从其他史籍的记载来看,驾帖的功能远不止于此。为表述方便,先罗列几条史料:
   (1)当景皇帝病笃之时,已出驾帖取楚世子继统。王长史劝世子无行而止。取藩王入嗣,极大之事,岂有内阁、兵部不与闻乎?[1]
   (2)近见内官监太监王敬赍来驾帖,止开前往苏常采药饵、买书籍,别无行拘大户、索要银两缘由。岂其王敬动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2]
   (3)孙需,字孚吉,德兴县人,成化壬辰登进士……弘治癸亥,驾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千。上疏:耳目之玩,不可劳民。[3]
   (4)蜀盗充斥,军兴费用不赀,民苦科征。近奉驾帖,采办禽鸟、大木、蜜煎、川扇之类,宜悉停免,以纾民力。礼部请从缁言,乃免之。[4]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发现,驾帖持有者执行的任务大到宣召皇位继承人,小到出京采购牡丹、扇子等皇帝个人喜好的物件,其持有者既有皇帝赏识的宦官也有王公大臣。另从所持驾帖“止开前往苏常采药饵、买书籍”来看,驾帖并非仅仅是一张固定形态的纸,而是写有具体事由的。据此判断,驾帖应是经皇帝授权的京官或宦官出京执行某项具体任务时的授权书和身份证明。
   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皇帝的享乐意识也在提升。“当成化之时,内官用事,倚仗锦衣。千百等户赍驾帖为名,织造旁午,贡献络绎,株取不赀,遂使民间徭役繁兴,财力日绌。”[5]驾帖因此和锦衣卫牢牢地捆绑到了一起。
   出京办差需要驾帖,京内事务同样也需要驾帖。永乐十年(1412),明朝国都北迁尚未完成,上文中提到的征召国子监生学习夷文,无疑指的是南京国子监。可见,在京执行某些任务时,同样有可能用到驾帖。
   正统元年(1436)九月,监察御史卢睿等人上疏,对处决死刑犯的程序提出修改意见:
   朝廷凡决死囚,必敕刑科三覆奏,重人命也。比者,三复奏毕,但令校尉诣法司出死囚,会官行刑,别无防奸人员。臣恐犯人亲属有伪称校尉,诈脱以逃者。乞自今特赐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率校尉诣法司取死囚赴市,庶无疏虞。从之。[6]
   自此,锦衣卫监刑官凭驾帖提取死囚成为执行死刑的基本程序之一。明人史玄在《旧京遗事》中对死囚行刑的场面有具体描述:
   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凡刑人于市,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宛、大两县正官。处决之后,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贮库,所谓会官处决也。每临决重囚之时,有棍四对导引驾帖,狱官素服角带送之。独戊寅失事,分别五案,处决多官……于是自刑部街至四牌坊,悉有兵营环卫,巡警张皇。皇上御殿候正刑书,催促如雨……观者成为挥恸矣。赴法之时,蓟镇总监邓希诏居首,高唐生员杨炯为殿,刀林剑树,布匝周密。又有东厂、锦衣、刑部多官贴送,蒿里薤露,死易生难,颇领此时之意也。[7]
   嘉靖元年(1522),刑科都给事中刘济等在上疏中提到“往岁三覆奏,复佥批驾帖”[8],可见,锦衣卫监刑官在拿到驾帖之后并不能马上去提取人犯,而是需要先到刑科佥批。六科的级别虽低,但负有拾遗、稽察和封驳职能,等于在三覆奏之后又加了一道保险。
   六科对应六部。处决死囚属于司法事务,故需要刑科佥批。万历三十年(1432),江西巡按吴达可上疏弹劾矿税内监潘相胡作非为,擅改祖宗成法:“国家政务,无一不相制辖。虽御前驾帖,亦赴该科挂号,岂独相之差遣,不许各衙门预闻?”[9]潘相等奉皇命到地方开矿征税,显然与司法实务不相干,但按吴达可的说法,潘相领有的驾帖同样需要到六科挂号佥批。据此推断,依照皇帝意旨下发的所有驾帖都需要根据具体事务的性质到六科中相对应的科履行佥批手续,否则便属违法。
   成化年间,太监汪直擅权,屡起大狱,大学士商辂指责他犯有10项大罪,其中一条为“寄耳目于群小,提拿职官,事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汹汹,各怀疑畏”[10]。这条资料显示厂卫缉拿犯官时也需要以驾帖做凭证。只是汪直掌权时暴横无忌,其属下行事时狐假虎威,被骚扰对象慑于权势,未必敢要求查看驾帖,故只能说“不见有无驾帖”,而不能直接指责汪直没有驾帖。
   不过成化年间的确发生过没有驾帖、擅自拘捕大臣的事件。成化十三年(1477)八月,“东厂官校发云南百户左升私事,词连通政司掌司事工部尚书张文质及他官。锦衣卫遂并执文质系狱。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请,上始知之,即命释文质,仍掌印,而责问锦衣卫官。于是指挥使朱骥自陈伏罪。上曰:骥不谙事体,擅系大臣,当真之法”[11]。领取驾帖需得到皇帝的允准,宪宗对工部尚书张文质丝毫不知情,说明锦衣卫拘捕张文质完全是在没有驾帖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明朝历史上还发生过假冒有驾帖企图浑水摸鱼、加害政敌的事件。如万历初,太监冯保欲借王大臣事件害死前内阁首辅高拱。“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冯珰密差数校至新郑,声云钦差拿人,胁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恸哭,高独呼校面诘,索驾帖观之。诸校词窘,谓厂卫遣来奉慰耳。非高谙故典,几浪死矣。”[12]
   成化年间,明朝的统治已暴露出诸多衰败之相,不遵守规制的现象层出不穷。太监钱能在云南胡作非为,巡抚王恕予以参劾,宪宗下旨,令刑部郎中钟蕃、锦衣卫百户宋鉴前往调查。钱能为脱罪,交通内侍,为之运作。不久,即有云南中卫百户汪清携带空白驾帖回到云南,面见钟蕃、宋鉴,传达皇帝意旨。巡抚王恕当即上疏:
   近闻云南中卫百户汪清来自京师,赍捧驾帖与刑部郎中钟蕃、锦衣卫百户宋鉴,臣窃有疑焉。伏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印子,皆所以防诈伪也。今闻赍来驾帖,既无该监印信,该科字号,又无各门关防,此臣之不能无疑者,一也。近该臣等题为外夷脱回中华军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圣旨:是。各差的当官去,务要勘问明白,干碍钱能,奏来处置。钦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钟蕃等赍领前项旨意公文,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到云南,提取犯人卢安等到官鞫问间,百户汪清又赍驾帖,于本月十一日到,送与郎中钟蕃等,此臣之不能无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无他,但为事体不一。何则?事体一,则人皆尊信而无疑。若事体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闲抵隙者,得以行其诈而济其私。设若驾帖内有赐死重事而无印信可验,其人将死乎,将不死乎?果出于上意而不死,则是违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于地下。由是言之,驾帖之出,诚不可无印信……朝廷纵无按问之文,部属纵无诉告之词,臣巡抚其地,风闻其事,亦当为陛下言之。[13]
   从行文中看,王恕事实上知道汪清手里的驾帖是真件。钱能是宪宗心腹宦官,空白驾帖又藏于内府,之所以没有盖印、佥批,不过是皇帝欲绕开政府,放过钱能罢了,所以王恕在奏疏中强调要“事体一”,希望皇帝前后言行一致。王恕上疏后,钱能并未受到制裁,王恕本人反而在钱能运作下调离云南。王恕的遭遇亦间接证明汪清所持驾帖确实不是赝品。王恕尽管遭遇打击,但这份奏疏却给我们了解驾帖的使用规则提供了依据,即驾帖下发到具体机构后,需要司礼监用印,六科佥批,然后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是出城办差,还需要有关城门守卫机关加盖关防印信。
   严密的制度是前朝皇帝创制,能否严格遵行也要看皇帝的态度。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南京监察御史李熙等上奏:“迩因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谣言帖子,诳惑愚民,特给驾帖,密差锦衣卫官校,至南京兵部,缉拿所指王升者。远近闻之,莫不震惊。然兵部旧无此官,亦无此事,而官校轰然而来,寂然而返,不惟政体有亏,而陛下之威与明亦少损矣。兹事若微,所关甚大,后日恐有奸人效尤,中伤善类,又不但如俊所指者而已。”刑部随即覆奏:“驾帖之出,殊骇众听。万一奸人伪造,为害尤大。况前此廷臣累奏,已蒙圣明俞允,再不轻给。今乞从熙等所奏止之。”孝宗皇帝拒绝接受这样的意见,“命锦衣卫仍查累朝有无用驾帖出外提人事例以闻”[14]。只是不久孝宗即驾崩,致使此事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前锦衣卫能否持驾帖到远离京城的地方抓捕人犯。弘治元年(1488),刑部尚书何乔新上奏: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15]
   正德元年(1506),给事中周玺等应诏言事,奏疏中称:“旧制:驾帖拿人,惟行于京城内外。弘治间,刑部申明及大臣论议,先帝皆已允行。”[16]
   何乔新提到的精微批涉及另一项重要制度,暂且不论,单从他和周玺的奏疏来看,至少弘治年间锦衣卫持驾帖捕人应该局限于京城及周边地区,且曾得到皇帝首肯。不过弘治十四年(1501)府部官员应诏陈言时曾劝谏慎用驾帖:“今后叛逆等事,方差锦衣卫官校,赍驾帖。其余俱下法司,转行巡抚、巡按官勘问。有应解京者,就彼差官押解。”[17]巡抚、巡按巡视的地区大多在离京较远的地区(北直隶巡按除外),臣僚建议此后盖由地方官员捕拿、押解重要人犯进京,慎用驾帖恰恰说明当时锦衣卫官员持驾帖到地方办案、捕人应是常态,而非个案。
   二是密差赴南京的锦衣官校的驾帖是否曾赴科佥批。《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述及此事时曾说:“祖制:锦衣卫拿人,有驾帖发下,须从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无如之何。如正统王振、成化汪直,二竖用事,时缇骑遍天下,然不敢违此制也……然则此帖不但刑科不曾与闻,即上于祖宗故事,亦偶未记忆。甫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穷究……今驾帖拿人,从无不由刑科,亦无敢伪造,不知弘治间何以有此一事?”[18]按照沈德符的说法,锦衣官校出京前并未赴科佥批。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一次锦衣官校是秘密出京办案,是否抓捕嫌犯尚在两可之间,如果事先到刑科佥批,一方面存在泄密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必须抓捕嫌犯,否则就是失职,而这在案情没有明了之前是很难下决心的。
   之所以出现皇帝带头故意违反制度的现象,和佥批时的另一项制度有关。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锦衣卫千户白寿等人持驾帖到刑科佥批,准备提审犯人。刑科给事中刘济拒绝佥批,称“当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双方发生争执。嘉靖帝“查弘治、成化年间事例以闻。既而该科复奏,不但二庙时为然,自天顺以至正德,厂卫节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凭参对。寿等争之不已,谓驾帖送科,旧皆开写事略,会同署名,实不系御批原本。上竟从之,因责济等分更旧章,令自以状对。既而宥之”[19]。
   刘济所说的原本,指经过皇帝批示的题本或章奏,因为是朱笔批示,故又称为“红本”。如《崇祯长编》记载,“故事:锦衣卫提取罪犯,必以红本赍送刑科,始发驾帖捕人”[20]。崇祯朝的刑科给事中陈赞化说得更具体:
   驾帖发佥,旧例,锦衣卫旗尉捧帖,与红本一同送科。臣科将驾帖、红本磨对相同,然后署守科给事中姓名,仍于各犯名下墨笔细勾,以防增减。[21]
   可见,红本是刑科佥批的基本依据。白寿等所说的在驾贴上“开写事略”,是根据红本缩写而成。刑科之所以要看红本,是为了防止驾帖上的事略被错写或窜改。刘济坚持要红本,无疑是对的。嘉靖帝虽然偏袒白寿等人,但也没有处分刘济,说明他其实知道谁对谁错。崇祯年间的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给事中陈赞化等反复提到红本比对,说明这一制度并没有因为嘉靖帝偏袒白寿而被废止。
   红本是皇帝批示过的臣下的题本,但锦衣官校执行的任务未必都要臣下先请示后批复,很多是皇帝直接的手谕甚至口谕。虽然皇帝的手谕也可以作为红本,但到了六科那里就不再有秘密可言;另外六科有封驳的权限,万一六科拒绝佥批,皇帝的意图将无法顺利实现,这对于皇帝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绕开六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命户科右给事中梁有年暂署刑科印务。时刑科右给事中刘道隆、给事中朱一桂候命日久,屡催不下。偶值佥署驾帖,一时无人,故有是命”[22]。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刑科给事中姚若水出京办差,临行前进言:
   本科与刑部、都察院、锦衣卫相表里。内而法司之问拟,时有抄酌;外而抚按之奏请,间行驳参。台臣捧敕巡方,批限皆出其手。金吾奉旨逮罪,驾帖悉由此签。其他刑名诸牍,日有批发,胡可一署无官?乞以考选本科周之纲署掌印务。不报。[23]
   次年七月,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骆思恭因刑科无人签名,上题本:
   臣衙门实与刑科职掌相关。凡奉旨提人必用驾帖。由刑科签名,然后遵行。昨岁该科给事中姚若水册封去后,今又外转,全署无官。阁部催请不啻舌敝……诸事犹可稍缓,惟是逮人旨下,即刻差官赍捧驾帖起程回奏,须臾不敢稽留。今辽事决裂,请逮之疏屡上,万一允行,臣欲候请科臣,恐谓稽旨罪也。欲奉命而行,恐谓违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将见在候命刑科给事曾汝召、韩继忠速赐允补,刻期任事,庶签帖有人,明旨不稽。留
   万历年间,因为君臣关系不睦,皇帝故意让诸多职位空缺,以减少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因为刑科无人,内阁阁臣乃至锦衣卫掌印官纷纷请求尽快补缺,皇帝因为个人私利一再拖延,乃至影响了锦衣卫正常履行职责,而这恰恰从侧面证明万历君臣还是尊重旧制的。
   到了天启年间,情况就大不同了。天启元年(1621)七月,锦衣卫千户刘侨奉命到天津逮捕废闲副将陈天爵到京,遭到天津巡抚毕自严的阻挠。毕自严提出:
   从来钦拿官犯,俱须奉有明旨,赍有驾帖,而后从事。所到地方恭设香案,罗拜宣读,所以祗畏君命而对扬天威也。兹原任山西北楼口副将,今废闲陈天爵所犯罪状,臣诚不知其何如。惟是缇骑逮人于数百里之外,既无明旨,又无驾帖,止凭金吾一纸之批,真伪莫辨,臣窃讶之。若其非真,则锦衣为天子之禁卫,何容擅有勾摄?若其果真,揆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旧例,将无稍稍刺谬矣乎?……臣待罪巡抚,叨有地方之责,未奉明旨、驾帖,遽难轻发官犯。即差官刘侨,亦似有逡巡不便拘执者。伏祈皇上鉴别真伪,特颁明旨以便遵奉,交割解京究问,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25]
   从毕自严的奏疏中可以发现,锦衣卫如果奉命到地方逮捕官员,不仅需要有佥批的驾帖,还需要专门下发的包含逮捕内容的圣旨原件,否则不合法,“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26]。而刘侨等只有“一纸之批”,没有其他材料。毕自严上疏后,朝廷的答复仅仅是“已有旨”[27],依旧要带走陈天爵。陈天爵被“非法”逮捕,说明旧制已经不被尊重。
   天启二年(1622)四月,明军在蓟州一带抓获后金间谍杜茂,招称与已经投降后金的佟养性同族的登莱监军佟卜年是内奸。明廷急派锦衣卫官校“持二驾帖往刑科”[28]佥批,准备押解杜茂到京审问,同时逮捕佟卜年。明制:“一犯官一驾帖,每一帖止官旗二人”[29],所以锦衣官校领了两份驾帖。“署科给事中熊德阳先佥杜茂等一帖,其佟卜年一帖与同科刘弘化议,欲具本参论,续佥稍迟”[30],招致兵部尚书张鹤鸣的不满,熊德阳因此受到处分。按照高汝栻在《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中的记载,熊德阳拒签的是杜茂一帖,理由是该帖“不细开名数,止云拿杜茂等。‘等’之一字包含最众,恐承行人诡捏挪移,波及无辜”[31]。如果这一记载无误的话,熊德阳应是在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尽管在天启初年刑科佥批捕人驾帖的法定程序遭到一定的破坏,但相关方面终归要给予一定的解释,这一制度尚未被彻底抛弃。
   到崇祯年间,又出现了新变化。崇祯元年(1628),锦衣卫奉命拘捕田佳璧、张宜更等,事后才到科补佥,“续捕狄姓者并不复补”[32],为此遭到弹劾,崇祯帝只是申饬而已。
   崇祯五年(1632)七月,草场失火,锦衣官校又一次未经佥批即前往逮捕渎职官员,两天后才去补佥。刑科给事中陈赞化等上疏要求予以申饬,并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崇祯帝未予接受,只是“命锦衣卫查例奏明”[33]。次月,崇祯帝下令:“自后驾帖径发锦衣卫,若就近密速拿人,不必概候科签,以防轻泄。”[34]至此,驾帖拿人必先佥批的制度被公开废置。可见,驾帖拿人必先佥批的制度能否严格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不过,驾帖佥批制度的破坏似仅限于出京捕人。《三垣笔记》的作者李清在崇祯朝曾任刑科给事中。据其记述:
   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今仅作承行耶!予召数老书手问封驳云何,皆云不知。[35]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廷杖需刑科佥批的制度并未废止,但在给事中眼里,已经是可有可无的“故套”。另据同书记载,刑科右给事中陈启新因与都给事中宋玫交好,经常“托守科或代签驾帖,俱欣然不辞”[36]。佥批驾帖需要仔细审查帖上内容,是阻止非法施政的最后一道制度屏障。给事中们动辄请人代签,显然没有把它当回事。主事官员既然不重视,皇帝自然更可以抛开祖制,自行其是。
   与驾帖相比,精微批的使用范围要宽得多,“故事:两京衙门凡有差遣者,不问事之轻重,皆给以内府精微批文”[37],“各衙门出使,承领各衙门札付及精微批文”[38],“凡巡方、巡盐关差,皆有精微批一纸,以为凭限。批自内阁,而科臣批之”[39]。成化十八年(1482),南京六科“以为太烦,奏请区处”,明廷讨论后,决定改为“事重、路远者,给之;事轻者,不拘远近,止给与札帖,著为例”[40]。另据《大明会典》记载:“凡亲王致祭,旧例遣侯伯给敕行。嘉靖四十四年议罢,止差卿寺五品以上官,或礼部司官前去,照行人差至郡王府,给精微批,不必请敕。”[41]可见,精微批是两京级别相对较低官员出京办差的凭证,精微批的地位较诏敕低很多。
   在《南京都察院志》中保留了两份格式文书:
   为议定差以责实效事。照得本院奏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 某 巡视某 等处,所有本官出巡精微批文,例应填给。为此合用手本,前去内府,南京(兵、礼、刑)科填给施行。计给应字批文 道。[42]
   为议定差以责实效事。据巡按 某差御史 某 呈缴精微批文前来,例应转缴,为此合用手本,前去内府,南京(兵、礼、刑)科销缴施行。计总应字批文道。[43]
   另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八月,刑部主事周盈“填写精微批文不谨,刑科劾奏”[44],刑部尚书张蓥、侍郎杜铭、何乔新因此连带受到处分。
   综合上述三条史料可以发现,精微批原件保存于内府,需要使用时由相关人员领出,到礼部或刑部主管官员处填写所办差事,然后到六科相应的科佥报,这才具备法律效力。办差结束后,还需到上述部门销缴。
   成化十九年,“行人司行人王皋为镇平王掌丧礼。至开封府,公馆夜火,皋所领精微批焚焉”[45],赖河南镇守太监、巡抚等官求情,才得以豁免。②成化二十三年(1487),因“礼部于报讣精微批文失用印押字”[46],该部尚书周洪谟及已改任吏部的原左侍郎徐溥都受到罚俸处分。
   弘治十一年(1498),山东兖州府同知余浚奏准:“凡御史出巡,俱领精微批于内府。其批内限期,但云事完回缴。缘各官在途有患病、事故、水程之外,未曾定与限期,且前此出巡,未知新例,或有例前过违者。命今后水程外违限一日以上者,参奏处治。以前过违者,宥之。”[47]
   崇祯年间曾任职六科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签押,于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某准此,则用朱笔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于批后又书“候回还日缴”五大字,送中官用印。予曾顾同垣笑曰:“我辈下笔如此纵放,若上入宫,见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诘责,因告以旧例,取历年所缴批进览,次日发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约科臣签押,疑代皇后为之者。[48]
   可见,明朝政府对精微批的签字、用印、销缴期限乃至相关人员笔迹是否工整都有严格的规定,既不允许朦胧填佥、延期缴回,更不允许遗失。
   万历四十年(1612)二月十四日,大学士叶向高上题本,指出刑科、兵科给事中长期空缺,“此二科章奏无人发抄,尽皆沈阁。昨御史彭端吾差巡按四川,旧例:巡按官出差,必兵、刑二科移文内府领精微批。今二科无官,则精微批无从得领,而御史不得行矣。其间更有他事不便,率皆如此”[49]。可见,与驾帖类似,六科在精微批的使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六科佥批,精微批同样无法使用。
   与驾帖不同的是,驾帖系根据皇命而出,带有临时性和随机性,精微批则不同。
   精微批系事先制作,且至少一式两份,在京师内府和地方相应衙门分别保存,所以可以比对真伪。[50]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51]。因为这个优势,孝宗皇帝接受了何乔新的建议,批复:“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52]
   弘治十一年(1498),英国公张懋等在应诏言事时建议“今后差官,查照旧例,给精微批。锦衣卫官校不许仍赍驾帖,为害非细”[53]。弘治十三年(1500)夏,群臣借星变再次提出“精微批必经比号,故矫诈无所施。驾帖因不比号,则真伪不可辩。近年以来,官校差出,止赍驾帖,少有给批。目今边方多事,万一有不逞之徒伪造驾帖,赍至所在,真伪莫辩。乞今后凡有差出人员,务令出批为照,以防意外之患”[54]。
   弘治十五年(1502),明廷再次决定,“凡奉旨在京拿人,锦衣卫给驾帖,刑科批日。若差人出外提人,取物,勘事,皆给精微批,赍赴所在官司,比号相同,然后行事。如不同,就擒解京”[55]。但不久,这一制度又被抛到了一边。正德皇帝即位不久,即“以庄田之故,差官校,赍驾帖,逮捕民鲁堂等二百余人”[56]。给事中周玺等于是再次进言,批评武宗听信皇亲一面之词,要求“远鉴祖宗旧制,近遵先帝成命,自今差人出外,务令给批而不用驾帖,以后永为遵守,如此则诈伪可防而奸弊不生,天意可回”[57]。武宗顾左右而言他,强调经理皇庄是“奉顺慈闱,事非得已。管庄各留内官一人、校尉十人,余悉召还”[58],对周玺的建议不置可否。不过,晚明人士李默在《孤树裒谈》中仍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卫从刑科给驾帖,都察院给批。差官,则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尝得专也”[59]。可见,至少在纸面上,锦衣出京需同时携带驾帖和精微批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至于是否被严格执行,则另当别论。
   锦衣卫是颇受皇帝信赖的强力机关,手中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所以明廷尽管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对锦衣卫的行事作出制约,但其总可以突破制度的限制,不时法外行事,不过这种突破终归有一定限度。驾帖出自皇命,但由于不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缺乏总体设计,虽然地位很高,使用时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嘉靖十四年(1535),吕经因为粗暴修改辽东军户帮丁政策,引发士兵哗变,锦衣官校奉命到广宁逮捕吕经,因为“诸军疑驾帖非誊黄,是诈为天使,谋脱经也,复噪乱”[60],反而把锦衣官校同吕经一起扣押,关进监狱。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和驾帖不经常使用、基层官兵不熟悉其形制有密切关系。又如隆庆三年(1569),尚衣监右少监黄雄“以番休日私出征子钱,与居民哄斗市中”,被兵马司拘捕。宫内宦官找不到黄雄,于是派锦衣校尉到巡城御史杨松处索要。“校尉诡言有驾帖召雄”[61],被杨松识破。锦衣校尉之所以敢说谎,除了有恃无恐之外,和驾帖使用颇为随意、没有固定的使用范围有很大关系。
   总体而言,驾帖是依据皇命派发的办事凭证,其地位逊于敕谕。由于皇帝的个人偏好,驾帖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亦因此招来大量的批评。因为有精微批的存在,停用驾帖的呼声一直存在。虽然君臣最后达成妥协,两者共同配合使用,但因为皇权意志的存在,专用驾帖的现象并未得到遏止,反而在天启、崇祯年间泛滥成灾,直至抛开祖制,自行其是。由于持驾帖行事者多是锦衣卫成员或与之有一定关联的人士,锦衣卫因此成为驾帖批判者指斥的对象,进而影响了人们对锦衣卫制度的客观评价。
   注释:
   ①参见黄佐:《南雍志》卷2《事纪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有史籍记载:“登闻鼓者,设于午门之外,日令御史一人监之。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鼓。御史随即引奏。其无此等及越诉者,不许。后又移置长安门外,令六科给事中并锦衣卫官各一员,轮流直鼓,收状类进。候旨意一出,即差该直校尉领驾帖,备批旨意于上,连状并原告押送各该衙门问理。其有军民人等恐吓受奏者,听锦衣卫直鼓官执送追究。教唆主使之人,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参见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4《设登闻鼓于午门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5页。陈建将这一条系于洪武元年下,但从行文来看,锦衣校尉领驾贴送原告到有关衙门的起始时间并不明确。谨慎起见,暂以永乐年间为起点。
   ②与精微批类似,驾帖也不得遗失。如天启年间,阉党得势,魏忠贤遣人到地方逮捕东林名士高攀龙等。其中到浙江逮捕魏大中的锦衣官校遭到当地百姓阻挠,“以中途被殴,失散驾帖,无从抵关,照验何凭,闭门不纳”,只好狼狈回京。事见朱长祚:《玉镜新谭》卷6《缇骑》,仇正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第88-89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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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礼等:《皇明大政纪》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60页。


[3]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59《江西饶州府三·孙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29页。


[4]《明武宗实录》卷72,正德六年二月乙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1581-1582页。


[5]何乔远:《名山藏》卷68《臣林记·王恕》,《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6]《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癸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27页。


[7]史玄:《旧京遗事》,《中华野史》丛书,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3933页。


[8]《明世宗实录》卷20,嘉靖元年十一月丁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582页。


[9]《明神宗实录》卷379,万历三十年十二月辛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7138页。


[10]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23,成化十三年三月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98页。


[11]《明宪宗实录》卷169,成化十三年八月壬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070页。


[12][1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驾帖之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4、534页。


[13]王恕:《驾帖不可无印信疏》,《明经世文编》卷39,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第300页。


[14]《明孝宗实录》卷222,弘治十八年三月己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179-4180页。


[15][50][52]《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37、437、437页。


[16]《明武宗实录》卷9,正德元年正月乙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87页。


[17]《明孝宗实录》卷175,弘治十四年六月丙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202页。


[19]《明世宗实录》卷21,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626页。


[20][32]汪楫:《崇祯长编》卷16,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891、891页。


[21][33][34]汪楫:《崇祯长编》卷61,崇祯五年七月庚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500、3572、3572页。


[22]《明神宗实录》卷411,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丁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7703页。


[23]《明神宗实录》卷574,万历四十六年九月戊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10858-10859页。


[24]《明神宗实录》卷584,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壬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11127页。


[25]毕自严:《金吾远逮废弁疏》,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2页。


[26][51]张廷玉等:《明史》卷94《刑法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312、2312页。


[27]《明熹宗实录》卷12,天启元年七月乙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629页。


[28][30]《明熹宗实录》卷21,天启二年四月丁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1041、1041页。


[29]朱长祚:《玉镜新谭》卷6《缇骑》,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第88-89页。


[31]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1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91页。


[35][36][48]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0、9、41页。


[37][40]《明宪宗实录》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乙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879、3879页。


[38]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0《出使不复命·琐言》,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


[39]佚名:《残明纪事》,《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28页。


[41]《大明会典》卷98《丧礼三》,孙承泽:《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534页。


[42][43]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35《公移·请精微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04、304页。


[44]《明宪宗实录》卷255,成化二十年八月庚辰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313页。


[45]《明宪宗实录》卷239,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055页。


[46]《明宪宗实录》卷290,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乙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910页。


[47]《明孝宗实录》卷133,弘治十一年正月庚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345页。


[49]叶向高:《请发紧要三事揭》,叶向高:《纶扉奏草》卷15,《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53]《明孝宗实录》卷143,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498页。


[54]《明孝宗实录》卷162,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925页。


[55]《大明会典》卷177《问拟刑名》,孙承泽:《元明史料丛编》第2辑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2443页。


[56][58]《明武宗实录》卷10,正德元年二月乙卯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04、305页。


[57]周玺:《垂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59]李默:《孤树裒谈》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12页。


[60]《明世宗实录》卷175,嘉靖十四年五月癸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3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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