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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杂职官员出身考论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8-12 17:43| 查看数: 266|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2-0126-11
   明代杂职官,负责管理田赋以外的各种政府收入来源,以及为政府提供交通、讯息、医疗、天文历算等服务,对政府运作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明代的杂职官制度直接继承元代诸职制度,并沿用元代的诸职官衙门,户役、杂职衙门、杂职官三位一体形成了明代的杂职官制度。杂职官并非州县政府的下属官员,杂职衙门也不是州县的下属机关,其所管理的事务更非来自州县的分配或要求,而是一种准州县级的行政机构。过去对杂职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个别的职能以及杂职官在明中叶后的任官情况。本文主要讨论明中叶以前杂职官员的出身问题,并讨论杂职官员在明代地位逐步下降成为职官底层甚或不入流官员代名词的原因与过程。
   一、洪武年间的杂职官出身
   明朝在洪武六年停办科举后,大多数官员改为以荐举、学校的途径任官。洪武十五年恢复科举之前,荐举人数激增,每年“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荐举一时成为明代官员的主要来源。关于明初荐举的情况,《明史》称:“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1]《明史》的编纂者们所注意到的是“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并没有特意提到被荐举者初授之官究竟为何。实际上,洪武时期的荐举人才除了少数幸运者外,大多数都被授以杂职官,从官僚体系的最底层做起。许多奉诏修史、修实录者,在结束工作后,大多也被授以杂职。
   明代的杂职官,大体分为两类:一为管理钱谷的钱谷杂职官,包括税课司、局、河泊所、仓、场、茶课司、竹木抽分局、矿场等等通称为大使的官员;另一类是按本身特殊技艺任官的技术杂职官,包括医学、阴阳学、天文学、僧、道等官。在此分别叙述两类杂职官在明初的来源出身。
   1.钱谷杂职官
   明洪武年间由于科举暂停,儒士通过荐举与学校一途任官。以荐举的方式选择官员,虽然可以看做是明初制度未定的特殊情况,但由于受元代制度的影响,被荐举人才与户役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亦即大多数被荐举者都是出身于元代以来的世业家庭,诸如儒户、医户、阴阳户、匠户等等在元代便是有特殊背景的户。这些户在元代的户计下职业世袭,早已成为地方上的名望之家,或是在前朝便已出仕。因此在明初荐举人才时,往往成为百官荐举的对象。
   从明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1368-1424)有关杂职官的资料来看,明初的杂职官多出身荐举,少有其他出身者,这样的情况即便在科举恢复后依然存在,但性质则逐渐转变。
   以明初文人郑真(生卒年不详,洪武四年举人)的《荥阳外史集》中所见的杂职官为例,该书收录了郑真所写的送序与墓志铭,其中提及了八位杂职官(见下表)。其中四位应是郑真于凤阳府临怀县任教谕时的同僚,另外四位都是宁波、绍兴两府人士,是郑真的四名同乡。按郑真的记载,这八人大多出身“宋元文献故家”,都是以举荐任官。从任官的经历来看,其三考(九年)后依然在杂职体系之内,至于最终官位,仅有刘伯机一人因致仕的关系可以知道终官为府学教谕,余皆不详。
  
   从明初同类型的传记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杂职官的出身与荐举的关系。大部分杂职官员在经过九年通考后仍然留在杂职官体系之中,最后以从九品的职位致仕。如郭守庆,他在洪武四年(1371)受到荐举,担任应天府都税司副使,后升武冈县税课局大使,二年后改瓜州批验茶引大使,最后以“三考书最,升教授登州府学”[2],以此致仕。哀兴宗,“洪武中举秀民,授浙之眉山巡检”,再受荐举任巡检,考满授太平门税课局大使,最后“超授剑州判官”[3]。对哀兴宗由杂职转任判官,王直用了“超授”来形容,反映出杂职官员一般留在杂职官体系之内的状况。因此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因“有殊功异能、超迈等伦者,取自上裁”[4]而获致显官,这表示皇帝的意志实际上主导了杂职官的升迁情况。因此担任杂职官一事,并非如宋元一样,成为官员升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担任杂职官的经历也并没有使这些官员获得任何形式的资格,并不是在制度上培养官员的途径。
   但出任杂职对洪武年间的儒士而言,并非是不好的出仕方式。元代以诸职官出仕的方式非常普遍,以致造成了元代以吏为官的时代印象,延至明初,这种习惯也没有立即改变。不过从洪武十三年开始,明朝大大降低了杂职官的品级。杂职官在儒士心中的地位也逐步下降。郑真的文字中透露出这种情况,如宋代资政院大学士胡铨的后人胡子贞担任税课局副使时,郑真便以“无异忠简①之贬秩”来形容之,而在送与樊牧斋的序中,郑真写道:
   夫足国裕民之道,莫先于理财,故钱榖之职,自古为重。乘田委吏,在孔子大圣不耻为之,唐时盐铁度支,皆以大臣兼领。宋儒先君子以道德闻望称者,或主茶场,或监酒务,曷尝不尽其职之所当为者乎。夫君子素其位而行,士君子明体适用之学何所施而不可哉。牧斋征商从事,贡赋以登,上下相安,国家劝善禄功,由是官省部台宪及馆阁郡县尽其学之。[5]
   这段文字从正面赞扬“钱谷之职”的重要,也称赞了樊牧斋之能,然而从郑真以如此多的文字为此事说明,也可以隐约看出他对儒士任杂职的不满之情。樊牧斋的从弟樊余庆,便对荐举任杂职一事“不乐仕进,告于大宗伯,归山中隐居求志”。在送给刘伯机的序中,郑真又写道:
   夫司征,冗官也;典教,清职也。税课,国用所关,为之者或至于戾。学校师道之重,望之者或弗能得。士大夫于斯二者殆不能兼善而两尽矣。伯机商税之司,克称其职,而于郡博士之任,终显荣厥身,其非出处维时、进退以道者哉。[6]
   此处赞颂刘伯机可以兼善于“司征”与“典教”二职之间,这也就透露出一般人认为儒士可以善于担任清职,却很难善任司征,毕竟司征之官对儒士而言不过是冗官,并不适合他们。郑真又写道:
   国家立税课以征天下之货,郡有司,州县有局,军国之需率赖于是,然多以儒者司之。盖经义、治事,初非二理,明体适用有在于此,岂曰理财非君子所宜哉?[7]
   郑真说明了税课司局一职“军国之需率赖于是”的重要性,认为“经义、治事,初非二理,明体适用有在于此”,勉励士大夫努力以赴。然而所谓“岂曰理财非君子所宜哉”,正反映了大多数儒士都认为理财非所宜,所以许多杂职官的传记数据中,也频繁出现类似“文学不宜治钱谷”之类的叙述。这些文字隐约透露出宋元以来的儒士家庭对通过荐举担任杂职一事是不满的。
   士大夫的不满从何而来,是值得注意的问题。郑真与同时代的人不断地暗示我们,司征、钱谷之职不是君子所为。然而就明太祖来说,正是因为这些事务君子不为,才造成小人柄政,他在《大诰》中明确指出: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8]
   明太祖认为如果官员不习事务,“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就太祖的立场而言,官员必须具有一定处理事务的能力,太祖停办科举的理由便是:“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9]这种对官员行政事务能力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元代以吏为官观念的延续。
   什么样的官员才是太祖所期望的?洪武十八年,盐仓大使萧介过世,太祖特别颁布敕令曰: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惟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今尔萧安石,于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给尔以符,改任广东盐课提举司广州盐仓大使,以至身殁于官,有司符到。合尔能律身以廉,恪殚乃事于乎。朕揣其职虽微,而能始终保全,亦何幸焉。今特转符给尔子孙,以光先世,宜令准此。[10]
   这一敕令称赞了萧介,“律身以廉,恪殚乃事”。萧介并非名臣,但他的经历就如郑真所描述的众多杂职官员一样。他在洪武十四年被应天府税课司大使郭守庆举荐,任山西解州盐运司大使,五年后升任广东盐课提举司广州盐仓大使,但官符未到,即死于任上(尚为盐运司大使)。在他默默无闻的任官生涯中所得到的唯一光荣,却来自他的辞世。余学夔(1372-1444)为这位大使撰有一篇墓表,文中写道:
   公讳介,字安石,别号石泉。梁国子祭酒子云之后,宋进士汉卿七世孙也。……公为文,雅有理致,以科第期待。洪武十四年,应天府都税大使郭公庆守,举公贤良方正,授山西解州盐运司大使,众皆谓公:文学不宜治钱榖。公得命怡然赴官,谨职守不私一钱,暇则治经书,讨文籍,休休如也。洪武十九年秩满改任广东。方岳知其美,开乡举,荐为帘外官,待之甚厚。二十一年,母尹氏孺人丧,闻讣恸绝,以收钱米未尽,例不得还乡,乞告来归,徙步行千余里,葬祭毕即还官,以不得终丧为恨,悒悒成疾而卒。时洪武二十四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六。[11]
   萧介原来被“以科第期待”,却在洪武十四年因荐举任杂职,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升迁困难,任官十年仅入九品。虽然说他因为能力与学识受到重用,甚至担任了乡试的考官,但这样的机运远比不上科举考试。这绝非士大夫所求的。再举另一位杂职官员的例子,据金幼孜(1368-1432)记载:
   吾邑陈宪章氏,朴茂淳谨有干局。永乐丁亥以贤能征至京,易历于秋官凡九年,始得授广州之清远河泊所。今年考满来京师,即将还其任,别余官舍,且求予文。夫士之仕于时也,不问其职之崇卑,惟其称焉耳。欲求其称焉者,亦在乎尽吾之心,勤于其职,以理乎其事,安于其所当为而无慕乎?其他则可也,然今日之仕者,不计己之短长,苟授之职一不如其意,辄悒悒然,怅怏而不乐,于是怠惰纵弛放溢而不知止,以为卑资下僚,虽矜名节,勤职事,只以自苦,不足起声誉以致显宦,乃或荒于沉酗、黩于货贿而旷然不以经虑,故有不旋踵而至于丧败黜辱者,职此之由也。若吾宪章则不然,宪章初领是职欣然无不足之色,其在官也,不怠于己,不慢于事,知尽其职之所当为,而不知所以致声誉以钓荣利,故历三年之久而举无过,天官考之以为称,时人颂之以为贤,则宪章岂不过人远哉。[12]
   金幼孜称赞并勉励河泊大使陈宪章,认为他不慕荣利,勤于职事,有过人之处。然而陈宪章已先经过在礼部九年历事,担任河泊所大使又一考(三年),整整12年的时间,仍然沉滞于未入流的杂职官,情何以堪。王直(1379-1462)也曾勉励通过荐举担任驿丞的朋友说:
   今之驿传、递运之职,皆牛羊仓廪之类,其位虽卑,养虽薄,而其职则易称,何也?盖备其车乘,洁其廪食,使行者有所资,居者有所仰,此其职也。于此而尽心焉,则职斯称矣。虽或少劳也,然以其暇日,可以极山水之观,穷花卉之玩,而自放于尊俎文字之娱,非若尊官重禄,有夙夜之勤,有政务之繁,而又有得失之虑者,故凡居是任者,其志无不乐,而职无不治也。然位卑则不敢以抗贵,养薄则不足以及人,故其势易挠,而责易致,盖乘传往来者,皆有位之尊、有力之强者也,其能约以处已、恕以待人者少矣。苟供亿之未至,应对之失宜,洗垢而索瘢,则固有可言者矣。故非有通变之才、应机之智者,则亦难为也。以其有为之至于久而无失,岂非能哉。[13]
   这是王直笔下的杂职官的境况,位卑、禄薄、没有政务之繁。虽然他用了充满赞许与鼓励的文字,但也透露出对友人的同情与安慰。
   明太祖对荐举人才要求的重点在经术、才干,而不重德行、文艺。洪武年间大量被荐举的官员成为杂职官员的主要构成群体,这正是郑真所说的洪武朝的钱谷杂职“多以儒者司之”[14]的情况。大量的儒士被荐举为钱谷杂职,太祖甚至要求这些担任杂职官的被荐举者,也要再荐举人才。[15]这些被杂职官荐举者,大多数可能正如萧介一样,担任的仍然是杂职官员,这也反映出各级杂职衙门的官缺相当大。
   2.技艺杂职官
   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明初的钱谷杂职官,那么技艺杂职官的情况又是如何?技艺杂职官,专指医学官、阴阳学官、僧官、道官这四种杂职官。明初确定户役制度后,这四种官员的来源原则上都应该对应本身的户役而来,即医户、阴阳户、僧户、道户。由于这四种户役与一般民户有别,因此这些官员的出身较其他杂职官稳定。在此以医学官与阴阳学官为例。明代沿用元代制度,选择精于本业者负担户役。医户与阴阳户提供医生、阴阳生两种户役,承担地方医疗与相地报时等职责。医学官与阴阳学官,大多数从医生与阴阳生中选出,除了本职外,医学官、阴阳学官在制度上还负有教育、培养医生与阴阳生之责。医学生、阴阳学生的人数各地不一[16],可能是在洪武十七年设此两官时,根据地方的情况设定,一直沿袭至明末。
   医学官、阴阳学官有府、州、县三级,各以正、典、训称之,医学官称为科,阴阳学官称为术。原则上,任官三考之后,还可以再升至中央的太医院、钦天监任职。明代的医学官、阴阳学官与宋元以来的世业有相当大的关系,特别是在南宋故土(即元代江东、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约略等于明代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与湖广),大部分医学官、阴阳学官都来自宋元以来的世业家庭。[17]但是这些人才并非平均分配于全国各地,各地医户、阴阳户有多有少,数字不定,自然也有些地区完全没有医户、阴阳户。
   洪武十七年设置医学官与阴阳学官时,是以地方官举荐的方式任官。明代官方文献对此并没有很多的叙述。但从明人文集中,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情况。医学官的资料较多,据王叔英所言:“洪武十七年,朝廷命有司选举精通医术之士为医学官。”[18]而王直则说:“洪武甲子,设医学,举善其术者授以官。”[19]张萱则提到吴县的盛俌通过“郡奏”,得到医学正科一职。[20]武进县的徐用则是“以明医征”[21]而担任医学正科。邱浚的祖父邱普,“以明医举为临高县医学训科”等等。而阴阳官,则可以见到如韩瓛“洪武间用荐为阴阳正术”[22];薛富则是在“洪武丙寅(洪武十九年)以明阴阳征至京”[23]。以上各个事例,医学官、阴阳官都是通过荐举的方式任官。
   弘治年间的《吏部条例》中有以下规定:(英文标号为笔者所加)
   A.起送阴阳、医生公文内,俱要本学官生并里老合于府州县结保,数内欠少者驳查;其官老疾致仕无奏词者案候。
   B.阴阳医学前官为事问革为民,所举阴阳医生同姓,不开是否前官弟侄儿男者驳查。与前官一籍或系弟男子侄不准。虽同姓而各无籍无干者准选。其老疾致仕病故者不拘。
   C.阴阳医生不开军民籍贯年甲,及军籍不开听继人丁,充军卫所并无额内字样者俱驳查。
   D.阴阳医生本处无相应人,许于邻近州县访保。
   E.阴阳医生年未及二十五岁者驳查。[24]
   这五条规定除了E之外,透露出一个重点,即有一个稳定的户役存在作为基础。B的内容要能执行,一定要有户籍的依据。C则要求一定要开军民籍贯。D则反映出前述各地阴阳生、医生分布不均,因此可以由邻近州县访保,当然这些邻近州县的医生与阴阳生还是要通过A到C的过程。而A的规定则显示,选充阴阳官、医官者,必须具有阴阳生、医生的身份,在医学、阴阳学中应役,否则便不须“本学官生”结保。根据嘉靖年间成书的《吏部职掌》,医学官、阴阳官任官的过程是:“阴阳医生起送到部,查无违碍,送钦天监、太医院。考中,送回授职。”[25]也就是说,各地具医生与阴阳生身份者,通过“部”查验身份,阴阳生、医生分别由钦天监、太医院负责考选,通过后经吏部授职任官。礼部查验的内容与弘治时期的规定大致相同,重点在前官有误失,同一户籍者不准补官,这应该是为避免犯罪官员以弟子补官。要实行这样的查验,这与前引B条的规定类似。
   明代阴阳学、医学人才都出身于世业家庭,因此许多府州县在洪武十七年以后虽然都设置了医学与阴阳学,但当初任的医学官与阴阳学官离任后,便陷于久废的状态。至于在医户、阴阳户比较充裕之地,本来也就不需要通过医学、阴阳学的教育来培养人才,直接由户役中选出即可。这使得明代医学与阴阳学从一开始便无从发挥学校教育、培养的功能。因此,明代的医学与阴阳学虽然有学校的性质,但其中的医生与阴阳生,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任官资格的“役”,因此明代的医学与阴阳学并无办法促进地方医学与阴阳学的发展。
   过去认为明初的荐举(也称察举)是在明初科举停办、对人才需求孔急之时所实行的特殊制度。然而就其实行层面上看,明初的荐举制度实际上与元代的选官制度很类似,都是从户计(户役)中选择官员。[26]而被荐举者担任杂职官员也是最多的,儒士也可以视为是从儒户中选出的官。明初的荐举,实际上可能是刻意沿用元制,而非明中叶之后被一般人所理解的一种礼遇士人的仿古之制。洪武十五年被荐举入朝的刘球(1333-1390)认为必须改革荐举制度,以学校生员作为主要来源,而他想要改革的,是当时郡县进人“惟求庸碌之流,医、巫、工、卜之子”[27],这表示,洪武恢复科举之前,被荐举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家庭世业,因世业(户役)的原因被荐举入仕。这些荐举人才,也往往和元代诸职官一样在杂职官序列中升迁,也就难以摆脱终生担任杂职的宿命。洪武帝的独断,使得这些官员能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骤升大吏,进入其他职官序列,也许这才是明初荐举与元代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
   二、永乐以后的荐举与杂职官的关系
   洪武十七年恢复科举后,杂职官与荐举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荐举人才获致显达的情况越来越少。虽然明人常提到许多杂流出身的显宦都出现在永乐朝,但这些人大多数都在洪武时便已任官,因此不能说明永乐时期的荐举人才仍然有洪武时期那样的机会。以尹子源为例,他因荐举入馆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但书成之后,历试于户部,三年后“始授福清县河泊官”[28]。从修书到历试户部经过了八年时间,最后仅得到未入流的河泊所大使一职。宣德年间,昆山名士夏佑的故事也充分说明荐举人才担任杂职的苦境,郑文康(1413-1465)对夏佑的经历有这样的记载:
   存贤,讳佑,姓夏氏。宣德中由儒士荐起授台之临海丞。时年二十余,颇负英气,不能屈下于人,未一载辄得罪,例该除名,遇恩宥,左迁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白石场大使。三年有惜其才者荐之,转礼部铸印局,又改户部检校批验所,九年通考,升福建建宁府广实仓。存贤积官廿余年,南北走万余里,始得入从九品官。历四所,衔皆大使,亦命矣哉![29]
   郑文康认为夏佑的情况“亦命矣哉”。虽然说在夏佑的任官过程中,曾经受到“惜其才者”的荐举,但也不过改为礼部铸印局大使,一时改为中央的杂职官,但仍未脱离杂职阶层。这位荐举夏佑之人,据张大复(1554-1635)的记载,是永乐、宣德朝的礼部尚书胡濙。张大复认为“胡忠安立朝,奖成后进,因仪部,识临海丞(即夏佑),辟为铸印局使,此非处贤者之路,要欲观其所由,不次需用,竟于坎懔终其身,人之知不知,故未为遇不遇也”[30]。文句中隐约地透露出,虽有达官惜才荐之,但夏佑还是只能在杂职中打滚。与夏佑任官20余年的经历相比,他的弟弟夏遂就完全不同了。夏遂仅活至33岁,却因科举成功,在19岁成举人,20岁登进士,最后担任正六品的礼部主事。夏遂在官场不过短短十年,就达到了其兄20年不可能达到的地位。
   夏佑与夏遂两兄弟命运的差异并非科举与荐举出身上的差异,而是杂职官地位逐渐下降所造成的。夏佑虽然为荐举出身,原本被授予县丞之职,如果没有得罪左迁,他仍然可能经此上升,也许有机会显达。但他一旦下降至杂职官,凭一己之努力,也不可能有机会上升到从九品以上。这实际上凸显了永乐朝之后杂职官员政治地位下降的情况。张大复所说的“此非处贤者之路”,除了说明杂职官升迁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说出了杂职官已经不是“贤者”即儒士之所应任。永乐朝后的杂职官地位下降,更大的原因是吏员大量进入杂职官之中,成为杂职官的最主要来源。
   三、杂职官与吏员:永乐以后杂职官出身的基本情况
   明代官员除了出身科举与学校之外,还有以吏起家者,即吏员出身与承差、知印出身。由于承差、知印与吏员在各级衙门中所负责的行政事务在性质上很类似,逐渐与吏员混而无别。[31]但大多数人如欲为官,比起经过十年寒窗且竞争激烈的科举,经过承差、吏员,通过九年通考入仕为官,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吏员与杂职官之间的关系,在明中叶以后是显而易见的。在徐学聚《国朝典汇》中的《杂流》记载的都是任官至五品以上、出身吏员的官员②,显见明代人所认知的吏员任官都只能是五品以下。吏员出身品级最高至七品,能担任的官职只限于佐贰官、首领官、杂职官。于是,吏员考满出任杂职,成为明中叶后普遍的现象。
   然而在洪武年间,吏与杂职尚未画等号,而从郑真这种士人所留下的资料来看,大量杂职官都以士人充任,也就是明初的杂职官中,并没有多少“吏”的气息,反而是以士人为主体所构成的群体。现存比较详细的杂职官数据,不管是方志中的人物传,或是儒士所写的传记、序、墓表、墓志铭、行状,绝大多数出现于明初,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明初的士人交游圈中,杂职官是其中的一大部分。他们之间或是同僚,或是弟子,或是父兄,或是师生,或是朋友,杂职与其他官职都是由同一批人即士人担任,他们之间的差别仅是品级的高低、官职的不同,因此彼此之间有文字往来,这是很普遍的情况。
   而在明末,特别是嘉靖朝以后的杂职官,在文献中往往是其他官员的下属,文献中充满了冗官、卑吏、小人、贪婪的形象。形成这样二分化的世界,应当始于洪武恢复科举之后。士人转由科举与学校入仕,杂职官员中出身士人的比率逐渐下降。洪武十七年恢复科举后,荐举人才的制度并未废除,各级官员仍然有义务向皇帝荐举人才,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被举,而改由科举一途任官。像萧介那样的任官经历,当然不是儒士所喜,以科举起家,显达的机会更高。随着科举取士越来越多,杂职官员开始出现缺口。于是,与恢复科举几乎同时间,洪武十七年时奏定:
   在外二品衙门通吏,于在京从七品出身吏员内升转。令史,于在京正八品出身吏员内升转;在外三品衙门令史、书吏,于在京正九品出身吏员内升转。在外三品衙门典吏、四品衙门司吏,于在京从九品出身吏员内升转。察院磨勘典吏,仍依原定未入流品内出身。五品以下衙门吏,仍依原定资格升转。[32]
   而在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在外大小衙门典吏,不许升转。三十六个月考满,给由赴京听用。凡在外吏,于在京升转。”[33]同时准吏部尚书翟善所奏,规定:“各衙门吏三年役满,于本衙门见缺令史书吏内升用。再历三年,给由赴京。如有余吏,送赴吏部。不许一概县升于州、州升于府、府升于布政司等衙门及王府长史司。”[34]洪武三十一年,再定吏员出身事例如下:
   定吏员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满出身。凡在京三考,或在京两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两考,一品、二品衙门提控、都吏,从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吏并内府门吏,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门令史从八品出身,(三品衙门)典吏及四品衙门司吏,正九品出身。四品衙门典吏、五品衙门司吏、典吏、书吏,俱从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并杂职衙门吏典,都察院各道吏典,俱除杂职。[35]
   根据以上三条事例,吏员在三考后,最高可以得到从七品的出身,与科举第二甲进士出身相同,看起来似乎吏员出身并不逊于科举。然而实际分析事例,却是从根本上将吏员的任官限制在杂职之中。首先可以看到,可以取得七品出身的吏员,必须是一、二品衙门的提控、掾史、都吏,而正八品出身的吏员,也必须是一、二品衙门的掾史、令史、典吏或是内府门吏。明代一品衙门仅有宗人府与五军都督府,而二品衙门也屈指可数③,吏员循资升任的机会并不高,一般吏员难有机会任之。再者,为了集权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人事权,又规定地方衙门吏员,每三年一考后,必须至京接受升转,不可以直接在地方上径自转迁。这不仅冻结了地方衙门对吏员的选任权力,同时也使得所有非在京衙门吏员的升转更加困难,想要循资格上升担任高一品级衙门吏员的机会更小。事实上,除了在南北京衙门与在外都布按三司衙门的吏员之外,所有的吏员都只能得到从九品以下的出身,所实授的官职也就只能是杂职官和首领官两种。
   就算能幸运地任职于京一、二品衙门,在科举恢复后,正从七品以上的官职逐渐被科举出身者垄断,因此就算有从七品的出身,依然无法实授从七品官职。即便能得到从七品的官职,吏员的任官时间也不长。明代制度规定,吏员必须经过三考,每任满三年为一考,也就是至少九年的时间。宣德以前,吏员三考后,是依其出身资格补任官职。宣德年间因为吏员素质的问题,三考满后又需再考“文义粗晓、行移得当、书札不谬”三事,如此一来,能够按出身资格补官者便减少了。到了景泰四年,将原本三考满后的考试,提前至两考时,等于是将部分吏员的三考机会取消了。[36]同时两考后又出现“办事例”。吏员办事原本需办事三年,后来减至二年。[37]“办事例”原本是让任职出身衙门低的吏员,能有机会在出身高衙门任职,以得到较高的出身资格,是一种对吏员的恩典。但这项制度逐渐成为控制吏员升迁速度的手段。办事吏办事时期,原有月俸三石,但宣德三年(1429)时改为无俸[38],成为吏员们最想逃避的时间。
   办事结束,仍需再“当该”④三年,才能入京三考,考中一等者照吏员出身事例给予相应品官资格,二等者给予杂职资格,三等者发回为民,没有任官资格。考中一、二等者,还要“冠带办事”半年,称为“官办”⑤,办事完后,只有从七品出身(即原职一、二品衙门的吏员)及知印资格者,可以直接起送吏部听选,其余的必须“俱给引照回原籍省祭”[39],省祭一定时间后才可通过吏部行取任官。省祭原本是一种荣誉,给予考满吏员冠带,以“官”的身份回乡省祭。但由于人多缺少,省祭往往超过十余年。因此在明代制度中,一位吏员要获得任官资格,所需的时间为三考满役九年,吏办二至三年,官办半年,省祭数年至十余年,合计大约20多年的时间。李开先(1502-1568)对吏员的辛劳写道:
   张置官吏,所以为民。缘官设吏,所以集事。吏在外两考,给由到京,分拨办事,满日方拨当该。上焉者,五府提控、六部都吏;次者,各衙掾史、令史、典吏、司吏、书吏、门吏、人吏、胥吏、攅典。自从七以及八九品正从与杂职,皆其选用之资格。拨历、变例、候缺、转参、考拣、放南、告外援之例,则其经由之等次,而重历、还役、歇役、畏避、截取、降拨、转发,则除弊之条例也。三考虽九年,而实则十余年犹未得官办省祭,与夫即搭选者矣。岁月之久,案牍之劳,风霜之险,得完结成名者数十人而一人焉。[40]
   经过了上述种种过程,以30岁前为吏计算,吏员授官时,大多已40至50岁,已经年老力衰,不能长期任职。而所授官品,除少数外,都在从九品以下,要想登入显宦,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虽然吏员出身者在制度上失去了担任高官的希望,但在荐举人才逐渐转向科举之路的同时,经过洪武末期调整的吏员便合理地大量填补了杂职官的实缺。自此之后,杂职官与吏员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割。
   从南北朝至隋唐以来,从世族清官、浊官的喜好,演变为流内官与流外官的区分,最后形成官与吏的分途,“儒耻为吏”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有关官吏的分途,前人多有研究,但正是通过洪武十七年以后的制度调整,杂职官与吏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而明清两代的官吏关系,以吏员出身担任杂职官的现象,均肇因于此时。
   天顺(1457-1464)以后,低品级的内外官缺员减少,省祭等待20余年不得补一官的情况更加严重,“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41],在这种状况下,吏员欲为官,最快的方法便是“告愿降选”,可以直接补任资格较低的官职,省去了等待补官的时间。[42]这个制度最早出现于宣德年间吏部尚书蹇义的建议:“各部办事官,以人材、吏员出身者十余人,应正从八品叙用。自陈才短,愿就杂职。”宣宗认为:“人才识固有高下,然能自知不足,甘就卑位者,亦难。其悉从之。”[43],从此出现了“就杂例”,鼓励了更多的考满吏员出任杂职。到了弘治朝时,邱浚对吏员出身者下了以下的结论:“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44]这段文字的重点有二:一是按前述洪武三十一年之制,吏员最高可以得到从七品的出身资格;二是吏员出身的官员都被派任佐贰、幕职、监当,也就是佐贰官、首领官与杂职官三类官职;不论何种官员,其品级最多不过是从七品,吏员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逐渐失去在官场上显达的机会。
   经过洪武十五年恢复科举,以及洪武十七年后对杂职官的改制,杂职官员的来源越来越固定:税课司局、河泊所、仓库官等等钱谷杂职官,转由吏员与承差出身者担任,而技术杂职官虽然还是以荐举的形式任官,但实际上仍是以一种类似承差的形式取得任官资格。医生、阴阳生、天文生等名目,虽然在法律身份上不是吏典一级,但其运作方式与吏典极为类似。嘉靖《宁国府志》载阴阳学正术:“选诸阴阳生之良者,府以达于吏部而注受焉。有秩无俸。凡教阴阳生,正处漏之事。然多以市儿充,不闲本业。”而医学则“凡掌方药诊疗之事,其选授与弊视阴阳学焉”[45]。隆庆《仪真县志》也记载:“二学术科因学废而秩亦废,率以市流充之,不闲本业矣。”[46]光绪《淳安县志》则记载万历年间的淳安县医学与阴阳学的状况是“学不存址,官不备员。即有习为两家学者,皆无所统摄,而其籍空名以应上者,率市井庸流”[47]。根据明代的方志,从成化开始,阴阳学官与医学官出现了大量非医生、阴阳生出身者,承差与知印出身者越来越多,反映了技术类杂职官越来越多地以承差方式取得任官资格。
   苏州府长洲县人韩雍(1422-1478),为担任阴阳正科的朋友张维本写了一篇序,其文曰:
   仕不去其乡,有官守无责任,得以养亲而慰安其心者,惟阴阳、医学官然也。自卿大夫以至中外百执事,虽崇卑弗齐,上焉者任大,责重其次,亦皆有职守,责其事功,且多远违乡土,亲在不得一归省,亲之心忧念其子悬悬焉。是则阴阳、医学官之所得者,卿大夫以下多不得,奚可以崇卑论哉?吾友张君维本,家世业医,至维本旁通阴阳之术,遂为乡郡阴阳官,守铜章,业专门,无催科鞠讯之劳,无簿书期会之烦,鞭笞骂詈之不能加,罪罚罢斥之不能及,日事其尊君惠庵先生,旨甘之奉,足以养其志,悦其意。举天下之事,皆若与己不相关。维本自以为何如哉?然君子之仕,崇卑非所较也。进得修业尽其职,不辱乎其亲,斯善矣。维本进修之道,不必求之高远难行,惟取法于尊君而已。尊君淡然布素,老于乡园,乡之人之所敬服,郡邑大夫,部使者之所礼重,四方缙绅士夫之所羡慕,非以其高官大爵,势焰可畏也;非以其积金贮玉,声利可恃也;亦惟德足以动乎人,业足以济乎人耳。维本年芳气锐,可以进修之时,诚能于日用之间,立身行已,应事接物,一惟尊君是效,是法则人之所以敬礼羡慕于维本者,不衰于尊君,斯可谓之克肖矣。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维本向勖之哉。[48]
   张维本乃世医家族出身,但担任的是府阴阳正科,可见明初的技术类杂职官以户役任官的情况已经发生转变。从上文中可见,韩雍几乎是希望张维本放弃宦达与名利,学习张维本的父亲惠庵先生(可能是医学官),淡然布素,老于乡里。韩雍还说到阴阳学与医学官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乡奉养父母,至于对于阴阳术数有关的内容,韩雍则只字未提。这样的说法,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羡慕张维本,反而是一种对张维本的安慰之语。文征明(1470-1559)曾为陈钥写过这样一篇有趣的墓志铭:
   以可讳钥,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长洲陈公讳璚之仲子也。公起家进士,官中朝,涉历台寺,所交游皆当世伟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间,珠玉朗润,进止详雅,大为诸公贵人所喜。比长,归吴中,更激昂任事,启拓门户,广事生殖,田园邸店,纵横郡中,寻用推择为阴阳正术。既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髦策驷,日从宾客少年出入燕游,浆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气奕奕,俨然以贵介自将,下视庸流如无人。[49]
   在文征明的笔下,阴阳训科陈钥的面貌完全是一个江南地主与大商人,过着豪奢闲适的日子。其中看不到一点点阴阳学官的气息,也看不出他是否曾经具有阴阳生的身份。这样的人担任阴阳学官,恐怕也是“不精其业”。
   四、结语
   明初的杂职官,与其他类官员一样大多经由举荐而来,杂职官与其他官员的差别仅是品级的差别,而非正途与异途的区分。明初的荐举实际上与元代的选官制度极为类似,都是从户记(户役)中选择官员,因此可以说是元代制度的延续。
   随着明代恢复科举制度,儒士担任杂职官的情况减少,洪武十七年后有一系列对吏员任官的规定出现,逐渐形成以吏员补杂职官的途径。此后明代杂职官的出身由荐举逐渐转为吏员,荐举人才退出杂职官,形成了明代杂职官与吏出身者逐渐混同的情况。这种现象进一步造成了明代杂职官员地位的卑贱化,使杂职官本已卑微的地位又加上了浊官、卑官等等不入流的称呼。当然,导致明代杂职官体系衰落的原因还有许多,如财政问题与地位不明等等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便不多赘言了。
   注释:
   ①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谥号忠简。
   ②徐学聚:《国朝典汇》卷86《杂途》,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73-1176页。《国朝典汇》卷86的卷名在目录中为《杂流》,而在内文中为《杂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许表示杂途、杂流是同一观念。
   ③二品衙门都吏仅设于六部,在外的三司衙门设令史,为正八品出身。
   ④当该原为值班之义,当该吏即值班吏。在明代典章中,当该又用于当差,也就是担任相对于“办事吏”的正式吏 职,即一般所指的吏员当该三年一考,三考共当该九年之义。因此捐纳例中又有二考吏办事后可以捐纳免当该,以办事通历当该之例。
   ⑤吏员补官前的“办事”分为两个阶段,三考前的吏员拨吏是以吏的身份,而三考后的办事则是以官的身份,因此前者称为办事吏,后者称为办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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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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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admin 发表于 2017-8-12 17:43:41
吴大昕+关注

作者简介:吴大昕,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024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7年第20172期 第126-136页

内容提要:明初的杂职官与其他类官员一样经由举荐而来,杂职官与其他官员的差别仅是品级的差别,而非正途与异途的区分。过去学界认为明初的荐举(也称察举)是在明初科举停办、对人才需求孔急之时所实行的特殊制度,但实际上,明初的荐举制度可以看做是元代从户计(户役)中选择官员制度的延续。而被荐举者担任杂职官员(此时当包括学官)也最多。也就是说,明初的荐举实际上可能是刻意地沿用旧制,而非一般所理解的礼遇士人仿古之制。随着明代科举制度的恢复,儒士通过科举任官逐步退出杂职官群体。洪武十七年后有一系列对吏员任官的规定出现,逐渐形成以吏员补任杂职官的途径。此后明代杂职官的出身由荐举逐渐转为吏员,形成了明代杂职官与吏出身者逐渐混同的情况。


关 键 词:杂职官/杂职衙门/官员出身/荐举/吏员/承差知印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ZD093)。

期刊名称: 《明清史》复印期号: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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