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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视域下的乾隆南巡刻石探析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8-5 19:26| 查看数: 309|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南巡最为世瞩目。它前后共计6次,分别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时间上,六次南巡首尾相距33年,每次历时100余日;地理上,跨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往返水陆行程约3000公里。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巡幸,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南巡负载了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使命,另一方面,它对巡游地江南①,地区的山水名胜、文物遗产等产生了相应影响。南巡期间,乾隆创作了大量诗文、绘画作品,催生了规模可观的刻石活动。这些诗碑、崖刻将御制山川名胜品题永久性地烙印在江南土地上,成为一种展示着政治权力和文化意义的特殊的空间景观和文本景观。不仅如此,它们还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提升了江南名胜的声誉与知名度。目前学界对于乾隆南巡的研究仍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历史的层面。从江南地域文化尤其是刻石的角度研究南巡,是一项新颖且极具价值、有待深入的领域。本文从这一视角切入,考察南巡刻石的内容类型、特点、生产主体及缘起,探讨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景观形式——具有区别于一般物质景观的“视觉文本性”(the visible textuality)与“文本视觉性”(the textual visuality)②,和区别于一般石刻景观的御制性、官方性、政治性——对于所依存的江南地域之形象及文化发挥着怎样的独特影响,期能丰富和推进相关研究。
   一、南巡期间江南名胜刻石的类型
   乾隆南巡江南名胜刻石,包括御撰诗文、品题、御笔绘画、御书他作、法帖、像赞等刻石。这些刻石如今大多亡佚,只有极少数散存各地,还有一部分为今人依原拓重刻。笔者据相关资料试对此作一考证梳理。
   其一,御撰诗文的刻石。
   乾隆曾言“平生结习最于诗”(《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③。他一生创作宏富,留存诗作数量称历代之最。六次南巡共计作诗3600余首,平均每曰作约5至6首。其规模与频率远超同样六度南巡的乃祖康熙帝。南巡诗除部分题画、即事诗外,其余几乎都曾刻石,尤以写景、纪游诗刻石比例最高。这些石刻点缀于江浙各名胜之地,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景观。例如杭州吴山,左带钱塘、右瞰西湖,山顶石砥平若天台,上有宋米芾书“第一山”石刻,为著名的“吴山大观”。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圣祖临幸,御制《登吴山绝顶诗》、《登吴山诗》,俱勒石建亭④。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高宗临幸,题诗纪游。随后屡巡屡游,先后题咏俱勒石山上。如《吴山大观歌》、《登吴山诗》、《吴山恭依圣祖韵诗》、《吴山瑞石洞诗》等,共计五古5首、七古5首、七绝10首、七律1首,俱行书⑤。
   离吴山不远的孤山有放鹤亭,宋代处士林逋曾隐居于此。乾隆十六年(1751)春皇帝驾临,御制《放鹤亭诗》。二十二年(1757),因获苏轼《题林逋诗帖》真迹,遂赓和苏韵题咏诗帖真迹。随后四次南巡,每次必定赓和上述二作,诸诗俱“刻石亭前”⑥,使前代隐士高踪越数百年仍为世人追慕。“每逢佳景喜题句,率以镌崖纪岁年。”(《惠山寺叠前韵》)⑦这是乾隆三巡游惠山时写下的诗句。的确,江南很多名胜之地,都将数次南巡的写景纪游诗刻于一石,集中呈现了乾隆为江南美景深深陶醉的情形。
   “南巡要务在河工、海塘。”(《南巡回跸驻御园之作》诗注)⑧仅次于写景纪游诗刻石的是治河安澜诗文。例如淮安府所存刻石多记乾隆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作出的重大决策,如首巡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三巡、四巡命令、检视接筑高堰砖工。最令乾隆自鸣得意的是三巡勘定清口“出水志”,此事俱载《定清口出水志诗以示总督尹继善总河高晋》刻石。随后三次南巡,乾隆无一例外的要赴清口检阅堤工,所作《观清口出水志叠旧作韵诗》五古3首,俱曾刻石⑨。
   海塘是浙西沿海赖以安宁的屏障,攸关民生与经济发展,因而浙省多存海塘纪事诗文刻石,如《视塔山志事诗》五古4首,行书刻石,系三至六巡乾隆亲赴海宁视察塔山海防所作;三巡作《阅海塘记》,四巡作《添建海宁石塘坦水石诗》五古1首;五、六巡作《阅海塘诗》七律各1首;六巡作《老盐仓一带鱼鳞石塘成命修海神庙谢贶并成是什志慰》五古1首、《新建石塘尾接筑石塘志事诗》五古1首等⑩。这些诗文记载了乾隆通过亲试排桩、反复商酌,先后作出保护原有石塘、添建坦水石捍卫堤根、力缮柴塘等重大决策,亲自部署了将老盐仓一带4000余丈柴塘一律改筑石塘、并添建坦水石的巨大工程。立石不仅突出这些工程的重要性,更为后人重视这些工程提供了某种历史借鉴。
   其二,御制名胜题目刻石。
   乾隆六次南巡均在江南草长莺飞的初、仲春时节,面对美景他兴致盎然地欣赏之余,题留了大量名胜题目。大而山水园林、寺庙禅院,小及亭台楼阁,微至一泉一石,“皇恩普溉”。如号称人间天堂的苏杭二城,前者的寒山千尺雪、范氏高义园、虎丘灵岩等,后者的西湖、吴山、龙井、小有天园等,御题不胜枚举。这其中尤以曾驻跸的行宫园林扬州天宁高旻二寺、镇江金焦二山、江宁栖霞龙潭等,获赐名目、联额最多。这些景观题目与上一类景观诗文一样,绝大多数被当时及后世官民制成御碑。除御碑外,有天然崖壁的景点,摩崖也常被运用。如栖霞有摩崖御书“太古”、龙井有摩崖御书“湖山第一佳”,崖刻有借景优势,较碑刻往往更宏伟壮观。从书刻看,乾隆也不拘一格,举凡古朴的篆体、端庄的正书、飘逸的草书等诸体俱备。而各体之中,以行书最夥(11)。
   以上景观题刻既是江南景物的组成部分,又题咏了江南景物。换句话说,因御制文本本身、碑石及所咏景观三者之间相互激发、相互映衬,景观题刻构成了江南独特的风景。
   其三,御笔绘画刻石。
   南巡期间,乾隆有不少绘画作品镌刻上石,按内容可分四类:
   1.风景园林绘画刻石。如苏州寒山别墅,系明赵宦光之遗迹,以千尺雪、听雪阁诸景著称。二十二年(1757),乾隆绘有《寒山别墅图》。是年,无锡寄畅园之美人石,乾隆绘有《寄畅园一峰图》。三十年(1765),御绘镇江《金山图》。以上三图及相关御诗均曾刻石。
   2.仿绘前人名画刻石。杭州府有“御笔仿倪瓒《画竹》”刻石,二十七年(1762)绘,上有行书御跋。倪瓒系元末明初著名画家,擅画山水、墨竹。镇江府有“御笔仿崔子忠《苏轼留带图》”刻石,二十七年(1762)绘,御题“证玉局禅”四字、五律1首。崔子忠系明后期著名画家,他据苏轼与僧人参廖子的一段轶事绘制该图,系古代中国画的极品。最具代表意义的画卷刻石是常州府藏“御笔仿王绂《竹炉煮茶图》”刻石,四十五年(1780)绘,上题行书七律2首。《竹炉煮茶图》原藏无锡惠山竹垆山房,极负盛名。绘者王绂系明初著名画家,建文四年(1402),王氏绘此图,相沿至乾隆四百年间,海内名流争相题咏。此图卷乾隆帝极喜爱,前四巡均有赏鉴。后图卷不慎被毁,乾隆深为惋惜,第五次南巡竟自仿王绂笔意补绘该图。对此乾隆颇自豪,自诩此举堪称“山寺佳话”。虽乾隆的绘画水平无法追步王绂,但他认真的态度和追求风雅的热情颇值钦敬。如今,竹垆山房雨秋堂壁间还嵌有这幅名画的碑刻。
   3.梅花、瓶花等小幅画卷、扇面等刻石。如扬州府有“御笔《平山堂画梅扇面》”刻石,二十二年(1757)绘。苏州府有“御笔《梅花》小幅”刻石,二十七年(1762)绘。杭州府有“御笔《瓶花》”刻石,“御笔《梅花》”刻石(上题“漪园一枝春”五字),均绘于二十七年(1762)。镇江府有“御笔《梅花》”刻石,三十年(1765)绘。由上述画卷、扇面看,乾隆颇爱画梅且较自信,有时甚至直接炫耀。如徐州府藏有一副“御笔《盆梅》”刻石,四十九年(1784)绘,上有御制七古1首,末附一篇饶有兴味的御制识语,云:三巡时他曾于此画梅并作歌,后每巡过此、累经叠韵。然而六巡经临该画已失盗,但皇帝并不想追究,因为“即被人窃取”,“其人亦爱予画耶”?轻松俏皮的反问透露了乾隆对画作被窃取不无自得之意。
   4.佛像刻石。如镇江府有“御笔毗卢佛像”刻石,二十七年(1762)绘,有行书御跋。扬州府有“御画《天宁寺黄龙佛像》”刻石,前有御书《金刚偈》四句,后有御跋。
   其四,御书前人诗文刻石。
   二十二年(1757),乾隆巡至徐州苏轼黄楼遗迹时,曾书苏辙《黄楼赋》;巡临放鹤亭遗迹时,又书苏轼《放鹤亭记》,二文俱曾刻石。二十七年(1762),乾隆巡至苏轼试衣亭遗迹时,发现亭中旧刻苏轼《试衣亭诗》后二句沿袭俗本之错讹,且字迹拙劣,于是检阅苏集订讹,并仿“坡体”书之,再命地方官勒刻壁间,以存胜迹。同时,乾隆还用苏韵另作《试衣亭用苏轼韵诗》一首,随后第四、第六次南巡,均曾叠和苏韵。以上诗作皆曾刻石(12)。
   其五,御临法帖刻石。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有《裴将军诗帖》,该帖楷、行、草相混而书,书法变化多端,气雄力厚。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临此帖刻石,藏于扬州府。北宋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著名书家黄庭坚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帖》,二十二年(1757),乾隆御临该帖,首题“石牛禅悦”四字,扬州倚虹园摹刻。乾隆自中年后书风由早年追随皇祖康熙崇尚董其昌,转向崇尚元初赵孟頫。因而在众多临帖刻石中,御临赵帖尤多。十六年(1751),御临赵氏《雪赋》刻石,前题“纵心浩然”四字,藏镇江府;二十二年(1757),御临赵氏《兰亭帖》刻石,前题“时和笔畅”,藏扬州府。临帖刻石中,以镇江府御临《瘗鹤铭》的摹刻最为著闻。
   其六,御题像赞、御书佛经、偈语刻石。
   乾隆巡临杭州寺院时留下不少像赞及御书佛经刻石。如御题唐贯休《十六罗汉像赞》,御书《心经》于上;御书《七佛偈》并画《婆罗树卷》,《偈》前有御书“义宣实谛”四字,画卷后有赞、跋等,二十七年(1762)行书,俱刻石壁(13)。
   二、南巡刻石的特点、生产主体及缘起
   乾隆南巡刻石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数量可观,形式多样。仅《清通志·金石略》载,江浙皖三省南巡刻石共计约419处:江苏共263处,包括江宁府39处、苏州府43处、常州府27处、镇江府48处、淮安府33处、扬州府45处、徐州府28处。安徽共3处。浙江153处,包括杭州府143处、嘉兴府5处、绍兴府5处。刻石内容凡属诗歌,多将数巡同题作品刻于一石。形式上,有碑刻、摩崖、临帖、经幢、像赞、画像等,各类俱备。其中御制诗碑,地方有司多建亭安奉。其次,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御撰名胜题咏、题目刻石,扬州、镇江、苏州、杭州、江宁等名胜汇集之地较多。御临法帖刻石,扬州一地颇多;御制像赞与治理海塘诗文刻石杭城较多,这与乾隆赴浙治理海塘并喜幸杭州寺庙有关。最后,碑刻多将康熙、乾隆御作勒刻一石。康熙六次南巡也留下了众多刻石,较著名的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诣明孝陵亲祭,御书“治隆唐宋”四字勒碑(14)。颇有意趣的是,乾隆对于皇祖的追崇不仅体现在六次南巡的亦步亦趋,还体现在巡幸途中一些细节的效法上。如巡临江南名胜,凡遇康熙题咏之处,乾隆多有和韵,和诗即刻于康熙碑刻之阴,如“西湖十景”碑。又如浙江山阴县兰亭,康熙御书“兰亭”二字,刻碑;碑阴即刻乾隆御制《兰亭即事诗》1首(15)。
   大多数宸翰刻石是在乾隆南巡期间发生的。易言之,乾隆每次巡幸都能看到自己旧作或当年的作品,被地方郑重刻石的情形。如二十二年(1757),乾隆游览苏州支硎山时有诗:“旧题宛在苍崖泐,何事苔痕半隐然。”(《支硎山》)(16)可见当他第二次南巡时,首巡诗句早已刻崖。二十七年(1762),乾隆登临江宁栖霞山最高峰时,作诗“泐石长歌一再读,却教视泯去来今”,自注:“丁丑登最高峰,长歌纪事。”(17)以此可知,乾隆丁丑二巡所作长诗《登最高峰望江放歌》,在他三巡途经时已被刻石。诸如此类写南巡旧作勒石的诗句俯拾皆是,如“题罢掷笔听泐壁”(《寒山千尺雪五叠旧作韵》)(18)、“七字捉成壁间泐”(《漪澜堂三叠前韵》)(19)、“诗成依例仍勒壁”(《题黄楼五叠苏东坡韵》)(20)、“历历旧作书壁明”(《涿鹿行七叠前韵》)(21)、“前题石碑泐”(《昭庆寺》)(22)、“前度示训言,已勒琬琰寿”(《四依皇祖示江南大小诸吏韵》)(23)等。这些诗句共同透露了一些讯息:南巡诗文在江南各地被广泛刻石;乾隆皇帝对此事津津乐道,又进一步激起了臣民的刻石热情。
   这一盛况启发我们对刻石生产主体及缘起作深入思考。
   就目前所见史料文献看,刻石制作主导方多系省府、州县重要行政官员。如二十二年(1757),乾隆幸无锡寄畅园,改园中形如少女理妆的美人石名曰“介如”,并绘图一幅。御赐名虽不甚合,但地方官慑于皇威未敢分辨,仍将诗、图建亭刻石。二十七年(1762),乾隆巡临嘉兴烟雨楼,作诗纪游,当时浙江巡抚庄有恭奉敕书写,“勒石于烟雨楼下”[24]。四十九年(1784),乾隆再幸惠山,命大学士梁国治将他历巡题咏装帧成册。后无锡知县吴钺选有关本地诗作12首,勒碑6块,分置惠山寺大同殿前、竹炉山房门楼等处(25)。安徽滁州有宋大文豪欧阳修遗像,乾隆南巡有御题,州官王景恒曾摹写上石(26)。
   当然,除了地方官吏,一些蒙恩的私家园主也是重要刻石主体。十六年(1751),乾隆巡幸杭州汪氏壑庵,赐诗1篇,赐更名“小有天园”。园主遂将御制诗、额摹刻,以示“光宠”(27)。最典型之例还属扬州盐商为迎銮修建的大量园亭,它们多获御题,如净香园、九峰园、倚虹园、高咏楼等,诸名均系三巡所赐,当时园主争相将御题刻石,建亭供奉,彰显荣耀(28)。
   官员与私家园主争相将宸翰刻石,有两层显见动因。一是夸耀恩宠。御题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名胜的人文蕴涵、社会地位,乃至提升名胜园林主人及所在府县州郡的声誉。此点我们可从乾隆巡幸后江南数府县所修地方志的情况取得佐证,它们很多都不惮繁芜地收录大量御题诗文及刻石,以夸示遭逢(29)。二是刻意逢迎、邀获圣眷。刻石这一形式极具纪念与记忆的价值(30)。宸翰一旦付诸刻石,就能凭借石质坚固的属性而获得永久生命力。临幸中的帝王在观看旧作刻石时,即可直接感受到自己无所不在的尊贵。尤其治河安澜诗文,它们公开展示了皇帝勤政忧民,所以颇有必要付诸刻石。地方官揣测圣心,在庞大的御制诗文中选择性将部分宸翰刻石,以展示圣功伟绩,这无疑难脱献媚逢迎之意。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还有另一种情形:即皇帝下令刻石。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好大喜功、颇为自负,这些刻石正是他炫耀功才的绝好媒介。他常常直接命令地方将己作刻石,那些纪游诗,或为兴修神祠“答神贶”的庙碑文,如《重修惠济祠碑文》、《浙海神庙碑文》;或记录其与乃父雍正的“圣神”功绩,如《登开化寺六和塔记》、《河复记》,后者更系乾隆亲书刻石。“御碑钦仰示千秋”(《谒海神庙瞻礼三叠旧作韵》)(31)。这些刻石在江南的土地上“永昭明德”(32),向江南臣民宣示着皇帝的才学、孝道、省方设教之英明与南巡各地的伟绩,完美地塑造了皇帝励精图治的形象。
   总之,南巡刻石主体多为地方官与私家园主,刻石目的既有地方官绅的夸示与逢迎,也不乏皇帝本人的彰功显绩,以宣示天威宸聪。
   三、南巡刻石对于江南地域文化的独特意义
   刻石是铭刻在石碑或崖壁上的历史记忆,南巡刻石以特有的形式记录了清廷巡狩巨典。它们有着普通刻石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即御制性(御撰、御题、御绘,有的还是御笔亲书)、官方性(与巡狩巨典相关)与政治性。因而,对于刻石的承载地——江南地区的山水名胜,它们发挥着一般石刻所没有的独特影响。
   1.南巡刻石具有文物、文献价值,是江南的独特文化遗产。
   首先,南巡刻石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从艺术史角度看,御碑能让人们领略到一代帝王的书法、绘画艺术。南巡御碑诸体俱备,全方位地展现了乾隆书艺。篆体如苏州寒山别墅御书“空谷”、“芙蓉泉”等字,楷书如龙井“龙泓涧”、“神运石”、金山“妙高台”等,草书如莲华峰三生石摩崖御书“无不奇”。品题时,乾隆还颇喜仿效前代书法名家,如扬州府藏四十五年(1780)御书“康山草堂”四字刻石,即效仿明代董其昌而书。仿效名家名帖并刻石,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镇江焦山藏御临《瘗鹤铭》刻石,此事对当时的文物流传与保存发生了极重要的影响。此铭原刻于焦山西麓石壁,具体年代及作者众说不一。在珍品云集的焦山宝墨轩碑林中,此铭堪称“碑中之王”,黄庭坚誉为“大字之祖”。二十二年(1757)驾幸,乾隆见此铭崖刻年久剥蚀,遂亲自“重书一通”(《题瘗鹤铭》)(33),勒石传世。此帖的摹刻为时人引为盛事,称之“龙翔凤翥,藻耀万古”(34)!乾隆本人亦颇自得,四巡作《题瘗鹤铭》云:“漫漶全文惜湮灭,重书图驻脆中牢。”(35)六巡又云,“焦山之游止于此,泐石翠岩,以待千载游客闻其闻”(《游焦山作歌四叠旧作韵》)(36)。他坦言勒刻岩壁是为等待千载后的游客仍能知悉皇帝的风雅才情。事实也是如此,经历两百余年风雨侵蚀的南巡刻石,如今都是江浙地域珍贵的艺术品,或竖立于景区鲜明位置,或嵌置于室内醒目方位,展示在一代又一代的游客眼中。它们在人们对于江南绿柳红桃、杏花春雨的审美印象、经验和记忆(37)外,更平添一层历史的凝重感。
   其次,南巡刻石具有文献价值,是“补史证史”的宝贵材料。河工海塘纪事诗文刻石记载了乾隆擘划海塘、黄淮河工工程付出的种种努力,生动再现了皇帝焦虑、欣喜、惊惧的心情,形象地谱写了一篇治河安澜的“诗史”,正可与正史、实录等相印证。他如《荆山桥记》刻石记录皇帝监察重修剂山桥有司侵冒工钱一案;《广陵》、《茅山》两篇刻石文字订正了两地沿袭已久的疑讹;勒于西湖行宫的《宋孝宗论》刻石则宣示了天子之孝“不在承欢小节”。
   最能体现乾隆考证功力的刻石案例是“御摹梅石碑”。杭州宋代德寿宫旧址宗阳宫,旧有苔梅1株、芙蓉石1块,其旁立一石碑刻绘有此梅与石的《梅石图》。《浙江通志》称此图系蓝瑛所绘。十六年(1751),乾隆寻幽时有《题德寿宫梅石碑》之咏。碑旁芙蓉石,地方官因皇帝喜爱将其进贡,入长春园,御赐名“青莲朵”。三十年(1765),乾隆再幸审视梅石碑时发现该《梅石图》蓝瑛只画了石头,梅花系蓝瑛好友孙杕所绘,于是撰文订《通志》之讹。随后又将这块珍贵的梅石碑也运回了京城。是年冬,乾隆亲自重摹了一块梅石碑,并将记载前后寻访、订讹事迹的诗歌亦刻于这块“复本”梅石碑上。“复本”新刻连同旧刻,一同送回杭州原址。至此,杭州宗阳宫存有两块“梅石碑”,一是漫漶残破的原刻,一是乾隆的御摹重刻。此外,在北京还有一块梅石碑,它是三十二年(1767)乾隆因杭州新、旧两碑虽存,但所绘名物早已变换:梅花枯槁、芙蓉石已运至京城。为承风雅,他决定再摹一块梅石碑,置于御园芙蓉石之侧。三块梅石碑的“曲折历程”,原碑、摹刻、重刻的过程,使得原本一块普通图碑从逐渐漫漶走向清晰,再以复本的形式由南至北,使得更多观众领略其魅力。它们不仅见证了南宋德寿宫旧物芙蓉石、梅石碑的奇特遭际,也向世人展示了皇帝对古迹的珍视,对江南历史文物、文化的尊重。
   2.南巡刻石是江南名胜的独特组成部分,具有审美、艺术价值。
   石刻尤其碑刻,其制作本身就有“主动展示”的动机,它的景观性是与生俱来的。南巡刻石又因与帝王密切相关,因而书写、镌刻及制作都极讲究,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呈现出空间美、艺术美和人文美。与江南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观相配置,真正能达到交相辉映、彼此凸显的效果。在当时及后世的游记中,我们常能发现安置御书刻石的“御碑亭”,成为江南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对游人起着特别的导引作用。光绪二年(1876)二月十二日,学者李元度偕友游镇江金、焦、北固三山,曾撰记纪游。记文展现了南巡给三山烙下的“深刻印记”——众多“御碑亭”成为一个个地标性建筑。黎明,李元度一行抵达焦山,舟即泊于御碑亭下,“读高宗御制诗”;游定慧寺,寺左右碑亭各一,皆康、乾御笔;再至古《瘗鹤铭》处,诸临本上方有乾隆御临本;再折至焦隐祠,沿路共有三座碑亭,系乾隆“六叠苏轼韵”。至甘露寺,又阅乾隆御制诗碑。游竟返金山,至“江天一览”亭,亦为“高庙御题也”。文末,李氏感慨道:两帝南巡时,金、焦并建行宫,山川秀杰之气“必有独惬圣衷者”,以至留下如此多的御书刻石!虽然陵谷变迁、台榭兴废无定,然而,“云汉天章”凭依碑石与山川胜迹一样“历千劫不朽”(38)!这篇游记距离乾隆最后一次南巡仅仅90多年,行宫兴废已令人如此唏嘘。两百年后,南巡行宫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些诗碑很多仍巍然屹立,它连同承载的品题文字都构成了江南的人文风景。
   如镇江三山一样,江南众多名胜都有乾隆诗碑。嘉兴南湖烟雨楼存留着两块诗碑,上刻乾隆14首诗歌,记录了他六巡八次登临该楼,为烟雨空濛的南湖风光流连不已的经过。苏州现存10余块御碑:灵岩寺有礼佛御碑1块;虎丘有诗碑2块;胥门皇亭街有闻名的“三巨碑”;吴县邓尉香雪海,乾隆五次游历皆作长歌,均曾勒碑,现存其一;穹窿山三茅峰有诗碑1块;寒山壁岩存2首摩崖诗刻(39)。以上诗碑的书刻艺术都堪称精品,富有观赏价值。
   近人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有评曰:“高宗席父祖之余烈,天下晏安,因得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40)乾隆书法早年受到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等人的影响,中年后书风从尚董转为崇赵孟烦。综观乾隆刻石书法,楷书规正端丽,行书“浑劲中见洒脱,道壮中见俊秀”(41)。这些书迹与碑石、碑亭一起,作为一种特殊的书法、建筑文化,构成江南的新景点或景区标志性建筑,“足以粉饰名区,而见珍于士君子之嗜奇好古者”(42)。同时,碑刻文本因系乾隆对江南景观的品赏、点睛,又参与了景观本身的塑造与生发。人们借此可以领略清帝的诗才和书艺,还可凭此想象当年乾隆对江南名胜、先贤的钦慕之情。
   3.南巡刻石对江南名物、名胜的流传、扬名具有深远影响。
   刻石便于传之久远,并能化身众多拓本,在文化传承上具有异于纸质文献的独特效力。南巡刻石因附载着帝王的政治与文化权力,它的加入更对江南名物、名胜等景观的诠释与传播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英国学者伊恩·D·怀特(Ian D.Whyte)指出:“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和人造景物的特定组合,任何一个景观,不仅包括我们眼前见到的物体,而且包括那些我们心中的想法。”(43)南巡石刻景观是一种由文本构成的景观,它的文本吸引了不同时地前来江南参观或者江南本地的读者(观众)的围观阅读,阅读时,读者们无法摆脱或根本无意识摆脱的是帝制文化权力的展示与渗透,它们将构成读者(观众)对江南形象诠释体验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诠释与体验从另一个角度正表明了石刻景观独特有效的传播功能。
   在名物方面,可以现今杭州碑林收藏的一副珍稀的《十六罗汉像》刻石为例。唐末以来,十六罗汉是佛教雕塑、绘画艺术中非常流行的题材。然而时代久远,唐末五代很多画作都湮没无传。唐人贯休绘有此像,该组画像自问世后流传浙中,至清辗转入圣因寺。二十二年(1757)仲春,乾隆二巡驻跸圣因行宫时御览了这组罗汉像,酷爱书画又自矜学问的皇帝认为“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音,其名次前后亦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于是亲自为这组罗汉重译名号、排列次第,且各题赞语。为感念圣恩,七年后(1764),圣因寺住持明水禅师募资将画像及御书题赞、御定罗汉位次及名号摹勒刻石,每像一石。碑石上的罗汉姿态各异,神情超凡;石刻采用线刻、凹面刻等技法,刀法纯熟,线条劲畅,纤毫毕具,展现了贯休原作的绝妙风神,而这件珍贵艺术品得以流传,离不开南巡题赞及刻石。不仅如此,该石刻自诞生之时起,它及所在地圣因寺也声望大增,石刻拓本随即得到行世传播(44),经过御定的十六罗汉位次也因此成为清代中后期宫廷画师创作和宫廷文物著录的新标准。
   御题刻石对于名胜扬名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例子是江宁府栖霞山。乾隆以前,栖霞在金陵诸山中地位升沉不定,“有显有晦”。自二十二年(1757)于此山建行宫后,乾隆数巡均驻跸于此。山中诸景“屡邀睿赏”,六巡共题诗119首,楹联、匾额50余幅(45)。不仅数量多而且创设了新鲜的组景名目,如四十五年(1780),钦定玲峰池、紫峰阁、万松山房、天开岩等为“栖霞十景”。御题“十景”被一些方志郑重收录(46)。以上品题不少在当时就曾刻石,安置山中,记录着皇帝的临幸及欣赏,被誉为“古今罕觏之胜”!它们使栖霞山名气更盛,引得“士大夫每过江表,必诣栖霞作竟日游览”(47)。栖霞素有的“金陵第一明秀山”之誉,也源自乾隆首幸所作诗句“第一金陵明秀山,所欣初遇足空前”(《游栖霞山》)(48)。数百年来这句赞语成为栖霞“标志”,乾隆留下的多座御碑在山中与众多南朝石刻、唐碑交相辉映(49),提升了栖霞山的文化内涵与知名度,乾隆本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该山最高级别的形象代言人,最热心的宣传员之一(50)。
   “自古胜迹之传皆以人重。”(51)贤人名士生平游历所止,即便是偶然造访的一堂一亭,历经千载,人们仍常在荒烟蔓草间追踪旧迹。那么,专制时代帝王的临幸与品题,对于江南来说不啻是一次次有力的宣传与推介,留存的刻石则是一份份可永久流传的宣传单。它们矗立在江南地面上,自生产之时起就与周遭的山水树木、亭台建筑相互映带,构成了江南引人注目的景观,公开地展示在后世游客眼中,不断推广着江南的声名。
   综上所述,乾隆六次南巡催生的刻石,是江南的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是江南名胜景观的吸睛之点。清朝统一中国后,在马背上征服天下的统治者面对他们亦敬亦畏的汉族文化时,采取了一种刚柔并济的治国策略。为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康、乾二帝先后六举南巡。撇开政治策略与经济意图,当他们从北方踏入柳绿桃红的江南,在视听感官上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欣赏感叹之余发为吟咏,意犹未尽,又勒刻碑石以永其传,保存了这份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载体特殊(石刻异于纸质文献),内容与作者特殊,生产方式也很特殊,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由北方外来的帝王与江南的山川臣工遇合而产生的结果。
   这些刻石展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江南美景与文化一以优美灵动的山水、典雅别致的园林、丝竹飘荡的游船等著闻——情不自禁的喜爱和尊重。然而,如果进一步深看,又不仅止于“钦慕”的表达,因为“江南”这个地区符号在满人眼中其实最具“汉人”特征。由此我们反观南巡刻石的内容本身与制作意图,不难发现它们透射了乾隆皇帝对“江南”地域抱有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嫉妒的心态,这种既爱且惧的复杂感知(52),促使他在南巡过程中有意识地参与到江南地域形象、文化的塑造中,即通过大量名胜品题、考证订讹、记录事功等诗文、题目、绘画的刻石,向世人宣示孔武有力的疆域开拓者清朝统治者并非江南文化的“他者”,而竟可以成为她的研究者、传播者甚至意义的再创造者。这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看不见的文化交锋,是清朝帝王所希冀的超越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从而达到在文化心理、情感等层面建立统治合法性基石的目的。
   本文承蒙范金民与程章灿两位导师悉心指教与斧正,谨致谢忱。
   注释:
   ①据清代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及文化特点,结合乾隆南巡路线,参考当今学界对“江南”的讨论,本文中的“江南”概念,主要指乾隆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的区域,即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从广义概念出发,扬州府因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吻合,亦归入其中;苏北的淮安府、徐州府,地理上属于黄淮流域,与江南概念无涉,但系南巡所经,为论述方便,也偶有涉及。本文“江南名胜”主要指江南的山水、帝陵、寺庙、道观、行宫园林、私家园林等自然人文景观。
   ②参看程章灿:《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南京]《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下卷,第2页。
   ③[清]高宗乾隆:《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五。
   ④[清]梁诗正、沈德潜:《西湖志纂》卷一,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⑤[清]嵇璜:《清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十九、一百二十。
   ⑥据《钦定南巡盛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十六名胜。然而《清通志》卷一百二十金石略,仅载“《御制放鹤亭诗》,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七言律各一首,俱行书。”未载乾隆五篇《题林逋苏轼诗帖》诗刻石。
   ⑦[清]高晋、萨载、阿桂等合编:《钦定南巡盛典》(一百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
   ⑧《钦定南巡盛典》卷十八。
   ⑨《清通志》卷一百十九。
   ⑩《清通志》卷一百二十。
   (11)据《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六名胜、《清通志》卷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金石略、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册。
   (12)《清通志》卷一百十九:“御制《试衣亭用苏轼韵诗》,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九年,七言绝各一首,俱行书。”
   (13)《清通志》卷一百二十。
   (14)[清]黄之隽:《江南通志》,[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卷三十七《舆地志》。
   (15)[清]钱咏:《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6页。
   (16)《钦定南巡盛典》卷四。
   (17)《钦定南巡盛典》卷十。
   (18)《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一。
   (19)(20)《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三。
   (21)《钦定南巡盛典》卷十五。
   (22)《钦定南巡盛典》卷十七。
   (23)《钦定南巡盛典》卷十二。
   (24)[清]伊汤安、冯应榴:《嘉兴府志》卷首天章,嘉庆六年刻本。
   (25)倪季良:《乾隆帝无锡游踪》,[无锡]《江南论坛》1995年第2期。
   (26)[清]管同:《欧阳文忠公画像赞》,《因寄轩文集补遗》,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27)[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八,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28)参看[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9)关于此点,笔者在《论乾隆南巡对江南地域形象及文化的影响——以南巡御制江南名胜品题为中心》(《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0期)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30)参见程章灿《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上海]《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2期。
   (31)《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二。
   (32)[清]观保:《圣驾三巡江浙记》,董诰等《皇清文颖续编》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嘉庆武英殿刻本。
   (33)《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四十九。
   (34)《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五名胜。
   (35)《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四十九。
   (36)《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一。
   (37)关于中国文学与历史中的江南意象、江南隐喻和江南认同,可参看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江南认同”》一文,载《中国文史上的江南——“从江南看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38)[清]李元度:《游金焦北固山记》,《天岳山馆文钞》卷十七,光绪六年刻本。
   (39)(41)张晓旭:《苏州碑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第117页。
   (40)祝嘉:《书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72页。
   (42)[清]钱维城:《湖山便览序》,《茶山文钞》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43)[英]伊恩·D·怀特(Ian D.Whyte):《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王思思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4)参见王霖:《贯休(十六罗汉图)考——以杭州西湖圣因寺藏本为线索》,[北京]《新美术》2013年第5期。台湾学者陈清香《罗汉画像研究》(《华冈佛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提到了此石刻拓本传至广西桂林和香港,并在两地得到重新摹刻。
   (45)据《钦定南巡盛典》“天章”及“名胜”统计。
   (46)例如[清]陈毅《摄山志》卷一,将十景分别绘图、附说。乾隆五十五年汪志伊刊本。
   (47)陈毅《摄山志》凡例。
   (48)《钦定南巡盛典》卷六。
   (49)目今栖霞山存留较为完好的御碑仍有四通,分别是景区试茶亭、白乳泉摩崖石刻旁的《皇甫冉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韵》、栖霞寺内的《游栖霞山》及《诗六首》,以及近年新发现的非常完整的《玲峰池》御碑。
   (50)程章灿:《诗歌与栖霞山》,[南京]《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5期。
   (51)[清]吴耆德:《重修黄楼记》,朱忻等[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八上,同治十三年刻本。
   (52)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页。

最新评论

admin 发表于 2017-8-5 19:27:05
刘欢萍+关注

作者简介:刘欢萍,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210093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7年第20172期 第223-231页

内容提要: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催生了大量刻石。它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生产主要缘于地方官绅邀宠志恩、刻意逢迎,同时也不乏皇帝本人的彰功显绩自我炫耀。异于普通刻石,南巡刻石具有御制性、官方性的特质。它们以特有的形式见证了清帝巡狩巨典,记录了一代帝王对江南风物文化的恋慕之情。更重要的是,这些刻石为江南的山水名胜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丰富其文化内涵,对江南地域名胜及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发挥着深远影响。


关 键 词:乾隆南巡/刻石/江南文化/御碑亭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402012C)、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二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JSNU2014ZD03)、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科研项目(JSNU2015BZ22)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明清史》复印期号: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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