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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粮价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再探讨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8-5 19:20| 查看数: 282|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历朝统治者对于粮食、粮价问题十分关注,清代统治者尤为突出,“农务为国家之本,粒食乃兆姓所资”①,“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②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国各地的粮食状况,从康熙中期开始,清政府要求各省官员把粮食价格及时上报,后逐渐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粮价奏报制度。粮价奏报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全国粮价信息收集机制,县级的主要粮食价格,以规范、固定的格式编成清单,通过布政使、督抚等层层传递到中央。
   清代的粮价奏报肇始于康熙时期③,发展于雍正时期,完善于乾隆时期,嘉道之后,虽渐有式微,但直至清末仍在发挥作用。粮价奏报的产生大致由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皇帝需要了解全国各地尤其是灾荒地区的粮价,以便及时采取措施,维持社会稳定;其二,政府采买粮食,特别是用兵时期的军粮采买,需要地方官员“确访价值,奏明采买”④,并上报户部,以凭查核。康雍时期,各省督抚奏报粮价,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仅奏报通省粮价⑤,有的只奏报省城粮价⑥,形式较为简单,且经常和雨雪、收成甚至请安等事情放在一块。雍正七年(1729)之后,各省的粮价奏报形式逐渐规范,开始以清单形式开列各府粮价。⑦乾隆时期,粮价奏报成为一项正式制度:粮价奏报成为省级官员之专责;粮价单独奏报,不与他事混淆;具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以乾隆三年(1738)湖广总督德沛的奏报为标准;奏报时间明确,每月一次。⑧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全汉昇、克劳斯(Richard A.Kraus)、王业键、威尔金森(Endymion Wilkinson)、刘嵬、陈金陵、王道瑞、陈春声等对清代粮价奏报制度先后进行讨论⑨,使我们对清代粮价的奏报流程和数据性质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王业键还提出检验粮价资料可靠性的具体方法⑩,马立博、李明珠、王玉茹等则在此研究基础上对不同省份和地区粮价的可靠性做了量化评估。(11)
   但时至今日,粮价奏报流程中的一些细节仍旧十分模糊,比如布政使是否能直接获取州县粮价?如果可能的话,布政使在编制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的时候,是利用知县的奏报还是知府的,抑或是各有所用?清代县级和府级的粮价奏报周期是否一直不变?州县粮价信息是如何收集来的?是产地价还是批发价?关于这些问题,考证和解释尚为简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清代粮价的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以期对粮价信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传递、集中过程有更深的认识。
   一、清代的粮价奏报折式
   知县(州)、知府、布政使和督抚的粮价奏报折式,大致可呈现清代粮价信息从基层到皇帝和户部的传递过程。
   县(州)级的粮价奏报折式分为旬报和月报。粮价旬报的主要例证有乾隆时期福建省(12)、光绪时期江西省(13)、宣统时期江苏省(14)三例;粮价月报例证有乾隆时期福建省一例。(15)另外,清末名臣刚毅在1889年出版的《牧令须知》中也列出一种旬报折式,与福建省的折式差不多。(16)关于府(州)级的粮价奏报折式,笔者目及史料,唯有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省规定各府的粮价折式。该省的府级粮价奏报折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知府汇总的各县月报粮价清单(17),另一种是知府整理编制的通府概括性粮价清单。(18)
   省级的粮价奏报折式亦分为两种,一种是粮价清单,由布政使编制,转交总督或巡抚每月按时上呈皇帝,但很多时候布政使也直接奏报皇帝。(19)粮价清单的奏报折式于乾隆三年(1738)确立(20),典型的如乾隆七年(1742)十月山东巡抚晏斯盛(21)、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份广东巡抚郭世勋(22)奏报的粮价清单。直至清末,粮价清单样式无甚改变。另一种是粮价细册,是布政使编制的另外一份交给户部的粮价数据。该制度肇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山西布政使文绶提议,目的是使户部在核销各省州县的平粜、采买等支出时有据可依。(23)粮价细册一般由布政司按月上报(24),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甘肃布政使奏报的粮价清册。(25)
   二、粮价奏报流程的再认识
   从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省例》的四种奏报折式(县级两种、府级两种)看,省级衙门——“宪台”(26)每月可以直接从知县直接获得两种粮价奏报——旬报和月报,还有各府的月报。月报包括两种,一种是知府总结的各县粮价清单,另一种是通府的概括性汇报。从第一种月报来看,知府必然也得到了辖下各县的月报;而第二种月报显然也是在各县月报的基础上整理成的,只是在粮食种类和价格表示形式上有所精简。通过分析可知,福建省各州县每月会将两种粮价奏报上报,其中月报分别交给知府和布政使,而旬报似乎只给布政使。
   乾隆六十年福州府知府袁秉直向布政使建议,“应饬各县遵照前行于按旬申报之外,仍按月另造米谷豆麦银钱数目,于二十二日内专差径送察核。一面由府汇折转送,统限次月初五日到齐,以副汇核请奏。至月报价值,应请饬县查照下旬数目核造”。(27)该知府的建议透露几点信息:其一,乾隆六十年之前各县奏报就已分为旬报和月报;其二,月报应在每月二十二日之前上交知府,知府在次月五日之前汇折转送给布政使;其三,月报只是下旬价格的复制。从得到的批示来看,袁秉直的提议得到了默许。综上可知,福建省州县的月报粮价其实是下旬价格,且知县要在每月二十二日之前将月报交给知府,那么月报粮价只可能是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的价格。当然距离府城较远的州县也可能因为时间紧迫而造假,此不详论。
   乾隆六十年之前,情况有些不同。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二十三日福建省闽县向巡抚报告中说,米粮时价“向例每五日具报一次,按月再行核明汇报”(28),可知知县给布政使的奏报除了月报之外,另一种短期奏报(29)是每五日一次,而不是乾隆六十年之后的旬报。至于这种转变何时发生,无从得知。
   福建省的例子表明,布政使得到了知县和知府十分详细的粮价汇报。那么这些旬报、月报和省级官员上交给中央的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又有什么关系?根据上文提及乾隆七年(1742)山东巡抚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广东巡抚上报给皇帝的粮价清单以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布政司上报给户部的粮价细册,可以发现,巡抚的粮价清单实际上也是由布政使编制,所以说呈报给中央的粮价清单和细册皆出自布政使。从形式上看,粮价清单分府开列主要粮食价格,且以价格区间形式表示,很明显这应是在府级奏报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但是不排除有的省份编制粮价清单可能不依靠府级概括性奏报,而是依靠知府整理的各县月报或州县直接上报的旬报(如江苏省)。粮价细册则是按上、下半月开出各州县的各种粮食价格,且是点价格形式,所以绝不可能以府级奏报为蓝本,因为后者是月报,非半月报,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州县奏报基础上整理而成,但是福建、江西、江苏以及刚毅的州县奏报都是旬报,仍与粮价细册以上、下半月开列粮食价格的形式相冲突。
   现有资料显示,在光绪九年(1883)之前,甘肃省各厅县的粮价奏报是半月报;而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各州县又变成分旬开报。上文的粮价细册的日期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否当时州县奏报又由旬报改成了半月报?答案为否。因为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布政使仍要求各属按旬开折具报。如此则粮价细册反映的半月报和州县旬报之间存在矛盾。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布政使在编制粮价细册的时候,上、下半月的数据乃是州县上、下旬的奏报。首先,布政使对于下旬奏报十分重视,为了按时呈送粮价细册,对州县屡屡催促,规定应将上月的下旬粮价在下个月初旬送到(30),或者“务于下月初三日开折具报”(31),可知编制细册必需下旬数据;其次,由上文可知,江西省的州县旬报是下旬报,且其粮价都是与上旬相比,而非中旬,亦显示上、下旬数据之重要。另外一种解释是州县或布政使可能存在编造数据。甘肃省的粮价细册列出两个府十五个州、县、厅十几种粮食的价格和银钱比价,且上下半月俱同,按照常理这是不可能的。边远省份,交通不便,州县既难按时奏报,又难保证数据质量,“甚至有每月上旬迟至下旬者,亦有迟至下月上旬始行造报者”(32),有的州县“听任书役信手填注……粮价若何,竟不过问”。(33)布政使虽十分清楚此种情形,但又必须将粮价清册每月按时上报户部,因此,两者造假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从苏州府太湖厅的旬报折式看,粮价细册的形成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根据太湖厅粮价旬报是分别上报给藩台(布政使)和堂台(知府),因此知府也就获得了州县的短期奏报,这与福建省有所不同。所以,也有可能知府在各州县粮价旬报基础上加工处理编制成另外一种府级旬报,然后再上报布政使,以编制粮价细册,即州县旬报→府级旬报→粮价细册。因此,粮价细册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种知县直接将旬报上报布政使,如福建省;另外一种是旬报先从州县上报知府,再由知府转交布政使,如江苏省。
   关于州县的粮价奏报周期,尚需详述。第一,州县之月报按月奏闻,除福建省之外,贵州省(34)、直隶(35)、山东省(36)、湖北省(37)、甘肃省(38)、江苏省也有例证,各直省情形大致相同。第二,月报之外,短期奏报的周期自乾隆之后可能愈来愈长。短期奏报在乾隆中后期之前是五日报,如乾隆四年的河南省(39)、乾隆四十六年之前的福建省。到了乾隆晚期就变成旬报,如乾隆六十年左右的福建省、乾隆后期的直隶(40)、乾隆末期湖北省(41)、嘉庆初年的山东省(42)。乾隆之后某些省份变成半月报,如光绪九年之前的甘肃省;此外,清后期冯桂芬提到“各处市价准雨水粮价之例而加详焉,分朔望两期,督抚按月报闻”(43),冯氏所言可能代表当时的一般情况,但也不排除有例外,如前面提到的江西省定南厅仍是按旬开报。短期奏报周期的增长可能会导致不同时期粮价细册的形式不同。
   福建省的史料表明,知府呈具的通府概括性粮价清单是从州县月报得来,但是二者在形式上差别很大,后者以点价格开列全部的粮食种类,而前者只有几种主要粮食,且所有价格均是区间价格,那么知府是如何处理的?下面是光绪九年的江苏省松江府和苏州府以及宣统三年二月云南省大理府的州县粮价数据,和同时期上报中央的粮价清单数据进行对比的情况。
   通过江苏省苏州府、松江府,云南省大理府的州县数据和同一时期粮价清单中各府粮价的对比可知,粮价清单中各府的粮价区间是该府下辖各县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比如根据粮价表,苏州府1月份的中米价格最高是2.40两/仓石,最低是1.70两/仓石,分别对应上海县和川沙厅的粮价;大理府小麦的价格最高是1.45两/仓石,最低是0.60两/仓石,分别对应宾川州和太和县的粮价。因为粮价清单是布政使根据各府的通府概括性粮价编制的,由此可以推知知府在编制府级概括性粮价单时,只是提取辖下各州县月报粮价中主要粮食的最低和最高价。根据学者研究,光绪二十六年甘肃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44)
  
   以上讨论的是,一般情况下粮价信息在各级政府间的传递、整理过程,在某些省份也存在例外的情形,比如广东省。首先,“广东谷以佛山镇报价为准”(45),因佛山镇是广东最高等级的米粮市场中心(46);其次,道光年间,佛山的谷价是由七市米铺报价头人“将河下船谷沽发时值银报入分宪并五斗口司主及黄鼎司主,详上各大宪”。(47)米铺报价头人并没有将谷价直接报给知县,而是分别报给了道台和五斗口、黄鼎两个巡检司。道台级别比知府略高(48),谷价信息可能通过道台直接报给布政使;巡检司(49)是县一级的末流官员,他们可能将谷价上报知县,再由知县继续上达。
   通过以上的几省资料,大致可看出清代部分省份粮食价格信息从州县一级传递到皇帝和户部的基本流程。
   第一,知县定期搜集市集粮价,每五日或者十日(旬报)或者十五日(半月报)定期编制本县的短期奏报,月报有可能是下旬或者下半月奏报的重复,至少福建省如此。短期奏报有可能直接上交布政使,也可能同时上报给布政使和知府,月报则分别交给知府和布政使各一份。到清代后期,粮价奏报制度日渐式微,某些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粮价奏报较为混乱,延迟奏报时有发生。
   不管是五日报、旬报、半月报还是月报,一般都会开列本州县内所有的粮食种类,并且会把上旬与下旬,或者上半月与下半月,或者上个月与本月的价格进行对比,标明增减——价贵、价中还是价贱,所有粮食价格俱用朝廷规定的标准容量和单位计价。州县一般会把粮价单列一个清单,有的则将天气、灾害、盐价等和粮价一齐上报。
   第二,知府在得到州县的旬报或者月报清单后,可能会编制三种清单上报布政使,一种是各州县的旬报粮价之汇总;另外一种是各州县的粮价清单,实际上也是各个州县月报清单的简单叠加;第三种是通府概括性粮价,即将所有州县整合为一个价格区间,而不再体现州县一级的价格,也不列出所有的粮食种类,只选择其中重要的几种,如大米、小麦、豆类等,北方的可能还包括粟米和高粱。
   第三,布政使在接到州县的短期奏报和月报,或者知府关于短期奏报的汇总之后,以此为基础编制通省的粮价细册。粮价细册以州县为单位,罗列各府的所有州县的基本粮食种类。另外,布政使还会收到各个知府的通府概括性粮价月报,将这些月报编在一起,就形成了直接上呈皇帝的粮价清单。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清代,奏报粮价清单并非督抚专责,布政使也会经常参与。
   到清代后期,粮价奏报制度日渐衰微。光绪皇帝在上谕中说:“近来各该督抚,均系分月陈奏,间有奏到稍迟者,大抵皆距京较远省份。乃直隶五月份粮价,直至九月始行奏报,竟与新疆相同,其六月份粮价,本日始行奏报,实属迟延。并查该督上年十月间将五、六两月粮价并案陈报,亦属非是”(50)。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粮价奏报制度已不再像乾隆时期那么高效。王玉茹等的研究,表明乾隆时期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道两朝,而嘉道则又高于咸同光宣四朝。(51)
   三、清代粮价数据的来源及其性质
   王业键认为清代县级的粮价数据来自当地集市,由指定的衙役、书吏调查,或者由集市上的粮行和米牙呈报(52);陈春声认为粮价数据系由米铺上报给巡检司或县衙门书吏(53);余开亮通过对甘肃省循化厅档案发现该地区的米价系由米行呈报。(54)王业键是根据《阳曲县志》《福建省例》的规定——缮写粮价奏报时必须注明“何役周查,何吏造报”(55)——推出粮价可能是由衙役、书吏到市场调查而来,但《阳曲县志》很笼统,《福建省例》也没有说明白衙役如何“周查”。笔者认为,衙役调查的可能性较小,由米铺、米行、牙行呈报的可能性较大。
   康熙四十九年胤祉向康熙汇报京城米价:“先是,每谕臣等问米价,即遣人往东西四牌楼、南城及皇城内米铺,皆详细访问,彼此核对。”(56)这大概可反映最早的粮价源自米铺。根据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奏报,“臣又备询现今米价,据耆老回称,‘各米铺开报米价必照时值每石浮开四五分,希图获利……’。臣细访各州县赴司解交钱粮之胥役,与耆老之言无异”。(57)王的奏报亦证明基层米价是由米铺开报。王是雍正时期有名的清官能臣,从知州、知县等基层做起,受皇帝信赖,做到广东布政使、湖北巡抚、河东总督等封疆大吏,他对于民间基层的情形比较了解,不至于空口妄言。雍正七年河南南阳总兵奏报粮价时声明:“南阳市集二十二铺大斗每斗较仓斗有贰斗壹升柒合,现今小米、小麦每石各价银……合仓斗每石止得价银。”(58)其中说明数据来源地的斗石和国家统一规定仓斗(石)之间的换算关系(59),故可推知南阳总兵的粮价数据是从市集之米铺得来。由以上几则史料可见,康雍时期不同地区(如京城、广东、河南)不同官阶(如皇子、布政使、总兵)奏报的粮价是来自米铺呈报。
   另外一例是前文提到的道光时期广东佛山。佛山谷价是由七市米铺报价头人呈报给道台和五斗口、黄鼎两个巡检司,再层层上呈到省级衙门。布政使获得的谷价信息来自米铺,此亦可与上述王士俊的奏报相印证。佛山的例子还表明,报告谷价由专人——报价头人负责,反映了粮价奏报制度走向成熟的一面。
   现实中经营米粮批发和零售的米铺,往往和衙门、胥役、旗丁等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的勾结仓廒、书役侵吞国粮;有的包揽支放八旗兵米、牢狱食米(60);有的“捏造谣言,增长米价,或云风为旱兆或云雨系水征,一日之间频增加值,一店增长,诸店皆然,名曰‘齐行’”(61),但是又兼有呈报地方粮价之责,《钦定户部则例》有规定:“各省督抚奏报粮价,务宜详慎确核市集实价,比较上月增减,按月详细造册报部,不得听铺户等故抬价值。”(62)
   毋庸置疑,除了米铺,米行、牙行也呈报粮价。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在清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米铺、米行、牙行之间的区别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有学者认为,米行、米铺都是粮食批发商,前者专门从事粮食批发业务;后者则从米行成批购进米谷,再碾成白米或糙米卖给本地居民。(63)可实际上,它们的区别并不甚明显,米行也可能只是较小的批发商,甚至只具有某些中介功能,“凡有商民收屯买卖均由该(米)行交易”(64);而米铺之存粮也可达六百石之多。(65)牙行是撮合买卖交易的经纪人,“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66)清代各省牙行定有限额,领帖经营,由殷实良民承任,且须同行互保。(67)粮食贸易中的牙行即是米牙,但实际上牙行有时也是(米)铺户,“米铺有大囤户,有小囤户……有经纪又做囤户者”。(68)在西北地区,明代以来就有“歇家、斗行、米户”融为一体的经营现象,且流传极广。(69)
   以上证明,清代县级粮价数据的呈报者可能是粮食市场上的米铺、米行,甚至牙行,三者实际上兼具批发、零售功能,所以也不能完全断定这些州县一级的价格到底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不过可以推测,价格的性质和该(州)县在经济等级体系和粮食运销层级中所处位置有一定的关系。(70)如果是较高级别的市场中心地,比如省城或府城,人口密度高于周边地区,需求圈(demand threshold)亦大(71),自然会吸引粮食资源更多地向本地聚集,因此该地区的粮食经销机构米铺、米行可能就会划分出清晰的层级,有的专营批发,有的负责零售,那么该地的粮价更可能是批发价。此外,在清代,粮食也是长途、短途贩运之大宗,州县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可能也会关系到粮价的性质,如山东临清州(72),“居运河要冲,南接淮关,北接天津”(73),通过运河、海运、陆运而来本省其他州县和河南、东北的米麦杂粮每年不下数百万石,故临清的粮铺在70家以上(74),牙人超过百余名(包含其他行当)。(75)此外,重庆、汉口、湘潭等地也是如此。(76)这些地方是区域性粮食交易中心,有相当完善的粮食运销体系,它们的价格可能也是批发价。相反,在一些水陆交通不便,距离粮食产区较远的州县,粮食更多是自给自足,不太可能产生规模可观的粮食批发商,这里的粮价可能是一种产地价或零售价。
   就目前史料,也无从证明清代的州县奏报的粮价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理由有二,其一,州县一级的详细数据最后保存在粮价细册中,但现在粮价细册资料极为罕见,而粮价清单也只有府级的价格,无法知道县一级奏报的价格;其二,即使知道州县的价格,也还需要同一时期米铺的具体零售价或者批发价来验证,而且还须有一定长度的时间序列数据,目前发现的账簿资料还十分有限。所以,目前对于奏报粮价到底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只能是一种推测。
   四、结论
   本文通过重新审视以往学者研究用过的粮价资料,并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朱批奏折、清实录、志书、笔记等一手资料,推测得出粮价清单的形成过程大致是:知县(州)的月报粮价→知府的通府概括性粮价→布政使的粮价清单;粮价细册的形成过程是:知县(州)的五日报、旬报或半月报→布政使的粮价细册,或知县(州)的五日报、旬报或半月报→知府的汇总→布政使的粮价细册。但是同一时期不同省份或同一省份不同时期,粮价的奏报折式或程序都可能发生变化。
   再者,关于粮价清单的时间和空间。州县按月上报月报,各省皆同,而短期奏报周期却变化较大,从五日报变成旬报,有的省份从旬报变成半月报。另外,福建省的史料表明,月报并不是每月的平均价,而是下旬(或者下半月)的价格。如果再考虑各州县距离省城较远,信息传递需要时间,那么州县粮价很可能只是下旬最初几天的粮食价格。另外,各府的概括性粮价只是辖下两个价格极端县的价格,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可能不足以代表整个府的价格。
   州县的粮价数据来自经济功能相近的米铺、粮行和牙行的呈报,因为三者之间未必泾渭分明,所以我们很难根据粮价的提供机构来判断价格的具体性质——批发价、零售价或者产地价,这和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
   需要指出,本文由于史料主要限于福建省,甘肃省略少,其他省份更少,所以所得结论可能不具有一般性、全国性。此外,还有一些细节尚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福建省各州县的短期奏报何时从五日一报变成旬报,为什么没有像江苏省太湖厅那样同时也上报给知府一份,甘肃省在清代后期奏报周期为何变化无常。
   注释:
   ①《康熙朝实录》第89卷,康熙十九年三月庚午,《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0页。
   ②《康熙朝实录》第200卷,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丙辰,《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③目前史料中,最早的奏报粮价的确切证据是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但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有官员开始奏报。
   ④阿桂:《户部则例》第7卷,“户部”,清乾隆朝刻本,第24页。
   ⑤如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噶礼的奏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页。
   ⑥如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河南巡抚鹿祐的奏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页。
   ⑦如雍正七年七月十九日广东巡抚傅泰的奏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⑧关于粮价奏报制度的具体形成过程,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台北《故宫季刊》1978年第1期。
   ⑨关于对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讨论,参见Han-shang Chuan and Richard A.Krdus,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pp.1-16;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台北《故宫季刊》1978年第1期;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Endymion P.Wilkinson,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New York:Garland Pub,1980),pp.97-137;刘嵬《清代粮价折奏制度浅议》,《清代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陈金陵《清朝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附录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16页。
   ⑩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之可靠性检定》,《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第289-315页。
   (11)关于利用王业键的数据可靠性检验方法的研究,参见Robert B.Marks,"Rice prices,food supply,and market struc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2,No.2(1991); Lillian M.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199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407-409;王玉茹、罗畅《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穆奎臣《制度、粮价与决策:清代山东“雨雪粮价”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罗畅《清代乾隆朝长江流域粮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2012年;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
   (1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省例》,台北,台湾银行1964年版,第124-125页。
   (13)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第12-15页。
   (14)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452页。
   (15)《福建省例》,第123-124页。
   (16)刚毅:《牧令须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0-91页。刚毅在当时任江苏巡抚,此前曾任广东、云南布政使和山西巡抚等省级大员。
   (17)《福建省例》,第121-122页。
   (18)《福建省例》,第122-123页。
   (19)有学者认为,粮价奏报制度在乾隆朝建立之后,由于总督和巡抚的奏报经常重复,故而在乾隆十三年以后,总督陆续不再奏报,而由巡抚专司其责(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此种判断也大致得到陈春声等学者认同(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附录一”,第209页)。但是笔者通过查阅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粮价奏折资料发现:首先,在乾隆朝中前期的山东、四川、福建、河南、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及嘉庆朝中前期的甘肃、陕西、广西等省的布政使也在奏报粮价;其次,乾隆朝中期云贵、陕甘、闽浙、两广、湖广等总督及嘉庆前期的两广、云贵等总督仍然在奏报粮价。从目及资料来看,可能省级的高级官员都可以奏报粮价,并非巡抚之专责。
   (20)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在批阅湖广总督德沛奏报的粮价单时,觉得“米麦清单甚属明晰”,即命军机处将德沛的粮价单抄寄各省督抚,并照此式奏报粮价。参见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21)《呈山东济南等府属本年十月份米粮时价清单》(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晏斯盛奏),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清代雨雪粮价(包),04/01/24/0023/017。
   (22)《广东省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份各属米粮时价清单》(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郭世勋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故宫文物数住典藏系统之研制——故宫清代档案数位典藏子计划: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5/42/a7.html,2016年4月10日。
   (23)余开亮:《粮价细册制度与清代粮价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4)但是也有例外的省份,如光绪时期吉林省是“三月一次咨报户部”。萨英额:《吉林外记》第5卷,清光绪渐西村舍本,第39页。
   (25)《甘肃布政司详赍各属米粮时估价值清册(节录)》,参见甘肃省档案局《档案》1997年第S1期,第21-25页。
   (26)清代一般将省级官员称之为宪台,因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三大宪”(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所以下级官员(包括知府)称他们为宪台,比如“窃卑府于五月二十九日奉宪台”。(戴肇辰:《禀遵议设立团营章程由》,《从公录》,清戴氏杂著本,第2页)
   (27)《福建省例》,第120页。
   (28)《福建省例》,第118页。
   (29)我们姑且把周期小于一个月的奏报称之为短期奏报,包括五日报、旬报和半月报。
   (30)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39、40、41、46页。
   (31)《为限期具报雨泽粮价事致循化分府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甘肃省档案馆藏,循化厅档案,07/3395/24,转引自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46页。
   (32)《为按旬造报米粮银价时估阴晴日期事致循化分府长》(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甘肃省档案馆藏,循化厅档案,07/3372/13,转引自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41页。
   (33)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46页。
   (34)贵州布政使良卿:《请禁派买仓谷疏》(乾隆三十一年),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第39卷,“户政十四”,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8页。
   (35)乾隆《永清县志》,“户书·第二”,第73页。
   (36)嘉庆《清平县志》第3册,“户书”,第14页。
   (37)章学诚:《(嘉庆)湖北省通志检存稿》第1卷,民国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第29页。
   (38)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第27卷,“二任陕甘总督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4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32页。
   (39)尹会一:《河南上疏》,《健余奏议》第5卷,清乾隆朝刻本,第34页。
   (40)乾隆《永清县志》,“户书·第二”,第73页。
   (41)章学诚:《(嘉庆)湖北省通志检存稿》第1卷,第29页。
   (42)嘉庆《清平县志》第3册,“户书”,第14页。
   (43)冯桂芬:《显志堂稿》第11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8页。
   (44)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65页。
   (45)《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道光十四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46)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68页。
   (47)《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道光十四年),《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343页。
   (48)知府是从四品,道台是正四品。参见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第127-128页。
   (49)清代的巡检司之设置沿袭明代,设在水陆关津,有弹压稽查之责。参见道光《济南府志》第28卷,“秩官六”,第764页。
   (50)《光绪朝实录》第275卷,光绪十五年十月庚寅,《清实录》第5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5页。
   (51)王玉茹、罗畅:《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68-69页。
   (52)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第20-21页。
   (53)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211页。
   (54)余开亮:《清代的粮价与市场空间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年,第36-37页。
   (55)《福建省例》,第119页。
   (56)《胤祉等奏报令户部严查虚报粮价缘由折》(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85页。
   (57)《署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报早糙收成米粮价值折》(雍正七年六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第528页。
   (58)《河南南阳总兵马世龙奏报时雨秋禾粮价情形折》(雍正七年九月初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59)如《广东潮州总兵官范毓琦奏报潮嘉各属晚禾收成分数及米价情形折》(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60)于成龙:《政书》第7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0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卷,清光绪十年豫章刻本,第20页;赵舒翘:《提牢备考》第1卷,清光绪朝刻本,第1页。
   (61)《谨筹便民买食之法疏》,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31卷,民国影印本,第348页。
   (62)《钦定户部则例》第100卷,“通例四”,第1页。
   (63)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65-66页。
   (64)汤肇熙:《谕鳌江米行示》,《出山草谱》第5卷,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第94页。
   (65)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第45卷,“初任直隶总督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49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66)《买卖机关》,憺漪子辑:《士商类要》第2卷,转引自杨正泰《明代的驿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67)《清文献通考》第31卷,“征榷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5页。
   (68)郑端:《政学录》第4卷,清畿辅丛书本,第100页。
   (69)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0)王业键认为,如果地方偏僻,应为集市的产地价格;如果经济繁盛,交通方便,应为市镇的批发价格。王业键《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及其评价》,《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二)》,第22页。
   (71)施坚雅认为,“需求圈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个地区单位的平均购买力,而购买力是人口密度和家庭经济依赖市场程度的函数”。施坚雅著,李荣昌、朱惠祥译:《城市与地方系统的层次》,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72)关于临清州在山东乃至北方粮食运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73)乾隆《临清直隶州志》第9卷,“关榷·凡目”,第1页。
   (74)乾隆《临清州志》第11卷,“市廛志”,第1-2页。
   (75)乾隆《临清州志》第11卷,“市廛志”,第9页。
   (76)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最新评论

admin 发表于 2017-8-5 19:20:32
吕长全#王玉茹+关注

作者简介:吕长全、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原发信息:《近代史研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129-138页

内容提要:清代的粮价奏报有两种,一种是粮价清单,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知县(州)的月报粮价→知府的通府概括性粮价→布政使的粮价清单;另一种是粮价细册,其形成过程可能是:知县(州)的短期奏报→布政使的粮价细册,或知县(州)的短期奏报→知府→布政使的粮价细册。粮价清单中的府级粮价从空间维度上,可能是辖下两个价格极端县的价格,从时间上看,可能是每月下旬或者下半月的价格。州县的粮价数据来自经济功能相近的米铺、粮行和牙行的呈报,价格的具体性质很难判断——是批发价、零售价还是产地价,这和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


关 键 词:清代粮价/奏报流程/粮价清单/粮价细册

期刊名称: 《明清史》复印期号: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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