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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工阎宝航的真实人生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5-11 21:46| 查看数: 44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即中共战略情报特工阎宝航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同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特别授勋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授予中国阎宝航和他的情报小组。
  其實,阎宝航的情报生涯只有从1941年到1945年的5年时间。在70多年的人生里,他扮演过为教育救国的致力者、抗日急先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功臣、革命活动家等多重角色。“文革”期间含冤入狱。被殴打受伤致死。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生于奉天省海城县。1918年4月,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在此期间,阎宝航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和张学良相识,并由此最终成了张学良的朋友、知己、幕僚。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有识之士一样。阎宝航的最初理想也是教育救国。青年会地处奉天大南门里贫民聚居区,年轻的阎宝航目睹许多贫苦的儿童因无钱而失学。深感同情,产生了招收附近贫家失学孩子入学,对他们实行义务教育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的支持。并捐款千元作为开办费。经过一番酝酿和筹划,学校办起来了,起名“奉天贫儿学校”。1918年夏,贫儿学校正式开学,阎宝航自任校长,亲自授课,不收学费,课本、文具等学习用品免费供给。阎宝航一边在青年会工作,一边按时到校授课,同时还邀请同学魏怀谦、张璞山来校义务授课。虽然经费紧张,条件艰苦,但学校办得很好。
  经过几年的发展,贫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赞誉和关注。韩敬文戏法魔术团、程砚秋京剧团先后为贫儿学校进行过义演募捐,张学良、郭松龄等人带头为学校捐款,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自愿做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员。1922年,贫儿学校从青年会中分立出来,独立办校,并成立了学校董事会,一方面筹集经费。一方面着手建筑校舍,扩大和发展贫儿学校。1925年,贫儿学校成立了总校,下设3所分校。总校在奉天大南关辉宗寺,有瓦房9间,占地3000余平方米。除总校校舍外,其他3所分校校舍均系租赁的。后来。贫儿学校又增设1所分校。在校学生总数最多时超过千人,住校的贫儿达百余名。
  1927年,阎宝航为了改变只靠募捐办学的局面。决定筹建工厂、农场,得到了张学良、余庆澜、张惠霖等的大力支持,捐款5万余元,用作建厂费用。奉天省长刘尚清也给学校拨地54亩。作为工厂和农场基地;1929年动工后,还给学校拨了百顷荒地,充做农场基地。学校有了自己的工厂、农场,就解决了贫儿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安置问题。贫儿学校自1918年创办到1931年停办,培育学生达数千名之多。
  在办学期间,阎宝航始终提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贫儿学校总校大门的屏风上绘有大幅日本侵略地图,使学生们出入校门时能触目惊心,立志雪耻。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该校后称赞:“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一个师范生,无权无势,竞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实难能可贵。”
  自阎宝航出生起,其家乡就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甲午战争中,其家乡海城一带是辽东半岛主战场之一。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灾区。1920年代末,日本加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抗日救亡可以说是阎宝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使命。1929年,得到张学良资助的阎宝航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抗日救国而展开。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阎宝航和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3个反日群众团体。阎宝航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有力声援东北当局的外交谈判。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众。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阎宝航还和他人组织民众焚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为其赢得“关东林则徐”的美誉。
  九一八事变后,因被日本当局悬赏追缉,阎宝航秘密转移到北平。同年9月27日,他和高崇民等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当选为常委,组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积极开展反日爱国运动。他发动群众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他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吁,为东北义勇军募集钱款衣物。他与共产党人张希尧等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自任班主任。培训抗日干部,并选派毕业学员赴东北工作。1932年。阎宝航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写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书,全面介绍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是“受创过钜,愤起自卫”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阎宝航为之作序,指出:“我义勇军将士。惟当自益自淬励,努力杀贼,以报炎黄祖宗耳。”1933年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南京政府取缔后,阎宝航和他的战友们又秘密成立抗日组织复东会,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阎宝航被推为理事长。他和张希尧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复东会也遭解散。为了组织一个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各方代表参加的更为广泛的、关内统一的抗日团体。阎宝航和高崇民等共同主持筹备,于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被推举为5位常委之一。刘澜波任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阎宝航等把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组织起来。造成大的声势,努力促蒋抗日。
  作为张学良的朋友和幕僚。阎宝航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1936年11月14日,阎宝航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了6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在此前后,阎宝航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地区做了大量稳定东北军、政、商、学各界人士情绪的工作。
  作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大力宣传抗战到底。号召东北同乡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打回老家去。他从做好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人手,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接济东北籍中下层人士,救助大批东北难胞。1939年。阎宝航将在重庆的不同党派的50多人召集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1942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缔后。阎宝航千方百计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总会刊物《反攻》出版发行,直到抗战胜利。
  在张学良的举荐下。阎宝航1934年参与到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接下来的几年里。阎宝航常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深得蒋介石和宋美龄信任。蒋介石、宋美龄分别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指导长。那个时候,阎宝航和蒋介石还曾共用一间大办公室。阎宝航博得了宋美龄的信任和众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敬重,为沟通东北军与多方面的关系做出了贡献。同时,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还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武汉会战期间。他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党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还兼任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在这些职业身份下。阎宝航的交际圈中三教九流幾乎都有他通过在四维学会的旧时相识发展的与复兴社骨干分子的关系。他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与之建立“特殊关系”。他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觥筹交错,广泛应酬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的人口从原来的45万,一下子暴涨到120万。当时,国民党的上层活动。主要集中在重庆市渝中区的曾家岩、上清寺附近一些地方,原来有些关系比较疏远的达官贵人。也因为聚集在这个圈子里。活动更密切了。大大小小的酒会几乎从不间断。而差不多在所有的酒会上,人们都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个人就是阎宝航。而此时阎宝航的真实身份却已经成为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
  早在1927年。时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阎宝航,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申请入党,终因联系中断而未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阎宝航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1937年9月。阎宝航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代号“阎政”。他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及统一战线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其党员身份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李克农4位同志知道。
  阎宝航在其情报生涯中获得过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其中侦获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获取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中苏边境的详细部署情报,是其最受称道的3件杰作。
  1941年5月的一天,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一个德国军官闲谈时,慨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问题难以解决,谁知德国军官听后满不在乎地说:“中国问题太简单了,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会全部解决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桂永清迅速将这一重要消息密报蒋介石。这个消息很快便在重庆国民党高层不胫而走。此后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到访举行酒会。阎宝航作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党政设计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也应邀出席。席间宾主之间频频举杯庆祝。阎宝航见状便不解地问于右任:“今晚诸位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右任拉过阎宝航在其耳边悄声说道:“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阎宝航闻言很震惊,悄声向身边的孙科求证,孙科证实了这件事,并补充了一句:“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阎宝航不动声色地当即借故离席,火速将此重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周恩来。随后,苏联大使馆和延安都很快收到周恩来发来的情报。根据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指示。这份已被译成俄文的重要情报最后交到了苏联红军情报人员手中。斯大林最初怀疑中共的情报能力,对此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41年6月21日凌晨,从一名德军俘虏口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这才使阎宝航及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苏联红军总算提前24小时做了一些准备。1941年6月的最后一天,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的一封感谢电。这也是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第一个重大杰作。
  1941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所属的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43台,破译了日军调动和将对夏威夷瓦胡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阎宝航及时获知了这份战略情报,并立即报告周恩来和苏联大使武官罗申,周恩来及时将情报传到了延安。延安收到情报后,立即通告苏联,并由苏联转告美国。傲慢的美国人并不相信中国电台有破译日军密电的能力,这一重大情报没有引起美国人的警觉。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阎宝航也因此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这是阎宝航情报生涯的又一杰作。
  阎宝航情报生涯的第3个重要杰作出现在1944年。当时日军在远东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唯有其精锐部队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挣扎顽抗。弄清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对中共抗日和苏联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这年仲夏,阎宝航通过老友宁恩诚的内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三厅副厅长纽先铭,搞到了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全部详细材料,包括陆空军的布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军姓名等一全套内部机密资料。一年后,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了如指掌,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号称“王牌”的关东军。因苏联进攻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使东北解放之后很快恢复生产。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李克农曾高度评价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1946年9月,鉴于阎宝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国共产党安排他回东北家乡,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阎宝航不辞辛劳,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为己任。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贡献。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决定依托东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即将解放的有利形势,率先在全国展开城市接管干部培训工作。时任辽北省政府主席的阎宝航,不仅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还创办过奉天贫儿学校,热心教育,博学多才,这副重担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屑上。
  1948年5月,阎宝航招收100多名从延安带到东北和从部队、地方党组织选调的干部学员,开办了青干班,进行辽北学院办学尝试。7月1日,辽北学院正式公开办学。学院归辽北省政府直接领导管理,阎宝航亲任院长。建校之初,学员就达800多人。为保证师资力量,阎宝航从沈阳、长春等地选调学者、教授,充实教学队伍。学员入学后,首先要进行政治学习。许多领导干部都曾亲自授课,其中作为院长的阎宝航授课时间最长,广受学生的欢迎喜爱。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程,对学员思想转变产生巨大影响。从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辽北学院共培训本科学员467人、预科学员970人,教师队伍也由最初的十几人壮大到近百人。
  辽北学院成立伊始,因东北全境还未解放,学院便采取隐蔽式建校的方式,校址选在辽北省会四平市铁西区一处两层红砖楼内。由于战火破坏,这座两层楼房四周尽是断壁残垣,楼体也是弹痕累累,附近还有尚未摧毁的明垒暗堡。在青干班成立后,阎宝航就组织学员们开始清理战场,整修校园。由于辽北学院的师生大多是具有革命斗争经历的党员干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模式,主要领导身边的警卫员和重要岗位的工勤人员都由解放军担任。学员生活按供给制标准配备,每人发放一条黄布军被,一套灰色军装,一双矮腰皮棉靴,一顶八角帽,一条皮带,整齐划一,如同军营。辽北学院为辽宁乃至全东北的解放、建设培养出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人才,一度被譽为辽宁政法界的“小黄埔军校”。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中国海关总署原署长牟新生、全国最高法院原院长肖扬、辽宁省原副省长林声等领导,都曾在辽北学院学习。
  平津解放后,阎宝航调到中央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召开事宜。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阎宝航在193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时属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的“特殊党员”,所以并没有编入党的任何组织关系,直到1952年,中共中央才批准在外交部系统公布他的党员身份。
  “文革”爆发后,林彪、康生炮制了一个“东北叛党集团”的大案。阎宝航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被打倒,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预感。1967年的一天,他对家人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我一旦被抓,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坏人。”并嘱咐家人,他一旦被抓,就赶快去找周总理。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967年11月6日晚,阎宝航刚下班回家就被抓走。被抓走后,其家人四处寻访,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1971年,阎宝航的妻子在近4年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在上海病逝。病逝前。她还一再交代子女要打听到阎宝航的下落。而她至死也没想到。阎宝航已在3年前就被以“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要员的罪名投入到了专门监禁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阎宝航被当作“叛徒”“特务”,在一次提审中被殴打昏迷后,在秦城监狱医院去世,终年73岁。当时,火葬场的编号是“反革命671000号”,并特别备注“不保留骨灰”。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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