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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民族精神的化身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5-10 23:29| 查看数: 36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大禹,就是公而忘私民族精神的化身!
  不过,在网文泛滥的当下,往往有“颠覆性”言论质疑大禹的品格。比如说,大禹怀着杀父之仇,久思报复;害怕再遭迫害,儿子生下来也不敢回家;一旦登上尊位,就镇压反对派,找借口杀害了防风氏;为了传子,刻意经营,让夏后启搞“家天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是哪里出了毛病?我看,归根结蒂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在方法上,这些“评论家”用近代社会的尺度,去丈量四千年前的古人。他们没有觉得或者不去正视流淌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社会特征,早已物换星移——那么,就让我们审视一下古代社会吧!
  禅让制和世袭制都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氏族繁衍要靠女人们生儿育女,于是邃古社会实行母系氏族制,由女性首领来管理族务,开展互助,各部落的共主称号为“帝”,意思是鲜花中的蒂心。那时婚姻极其自由,“群婚”生下的儿女“知有母不知有父”。由于一个部落就是个大家庭,小家庭并不存在,所以女儿不能直接继位,换届由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人选,相当民主。
  居住在黄河流域中心的人,以农耕和畜牧为生,但边远缺乏农牧业条件的地方,人们吃不饱,便采取掠夺邻邦的方式,以求生存。这样一来,中原女帝不但要管理各部落的生产生活,还要组织武装防御侵害。战士当然由男性充任,女帝作为统帅参与作战显得体力稍逊,“生男个个欲如狼,妇女军中气不扬”,于是历史潮流便决定了女帝必须寻找一个男性助手,担任军事首领。这样一来,部族共主就有了一女一男、一正一副,历史学家谓之“二头君长制”。
  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社会财富的逐渐累积,男子的贡献日益突出,经济管理能力常常高于女性,于是历史潮流下的母系体制便渐渐被父系所取代,共主不再推举女人,而举男子为“帝”,女性也就自甘雌伏。可是二头君长制不能被男性破坏,因此过渡到父系社会时,男帝仍然循例寻找一个军事首领,维持“二头”。当男“帝”年老体衰时,年轻的军事首长常常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下一任的“帝”,史称“禅让”。这是历史大潮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不随任何个人的意志而转移。
  具体来说,帝尧曾是帝挚的军事助手,《庄子·人间世》说“昔者尧攻丛枝、胥敖”,“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六韬》云“尧伐有扈,战于丹水之浦”;后来帝挚循例禅让于尧。帝尧中年时物色到舜当助手,形成二头,后来也禅让给舜。帝舜让大禹做军事助手,仍然维持二头,《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海外北经》还说禹杀了共工之臣“相柳氏”;《墨子·兼爱下》说禹征有苗,还录有《禹誓》一段;《吕氏春秋·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邑(当作扈),以行其教”。大禹登上“帝”位,并未经过禅让,因为《墨子·节葬下》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大禹循例接班。帝禹仍然要贯彻二头制,即《孟子》所言“禹荐益于天”,以益为军事助手,但洪水已平无战事,益既无征伐记载,也未能取得民心。
  帝禹病故于会稽,来不及对益禅让,循例该由益继承“帝”位,可是禹的儿子启能力很强,《孟子》说“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益实际上未能继位。《孟子》分析其原因:“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所以民主议会并未肯定他。不过《战国策·燕策》有不同说法:“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引潘寿语也是这个意见。这些话,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尧舜时期婚姻体制有了进步,家庭观念处于巩固之中。“世袭制”的出现,基于能工巧匠形成父传子的“世家”,如《尧典》里奉帝尧之命观测天文、制定历法的“羲和”世家即是。技术工种增多,世家不断增益,给民众灌注了“世袭制”的意愿,便造成一种现象,假如“帝”的长子能力很强,便可能得到不少部落的拥护。《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的记录,尧子丹朱也称为“帝”,与前辈平起平坐,可见世袭因素已暗自萌芽,只是民主议政习俗加以抑制而已。《孟子》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丹朱得票率没有舜多,所以未能接班。今本《竹书纪年》言“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仍然成为少数部落的共同领袖。这些史料,表明历史潮流已把世袭制推到了前台。
  《史记》说舜子商均不肖,帝禹登位没有什么纠纷,可是帝禹死后益的继位,便重演了舜时的那一幕喜剧。大禹在这里有什么责任呢?
  婚姻家庭的特殊性影响着情感
  大家都说大禹的父亲是鲧,实际上那仅仅是个名义问题。鲧、禹都是西部羌区人,那里长期存在母系社会,盛行“走访婚”。例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鲧妻士敬,士敬生炎融”,不说鲧生炎融,因炎融不一定是鲧的亲子,士敬不过是鲧的女友之一。《中次三经》山系統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位于黄河河曲之南,“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这里只提“禹父”而不说鲧,显然不是指鲧,若“禹父”为鲧,何不直书鲧之所化?可见鲧禹的父子关系也很暧昧。传说大禹的母亲(修纪、女嬉)因意感而怀孕,《蜀王本纪》说“禹母吞珠孕禹,圻副而生”;《潜夫论·五德志》说“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说“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而产”。上博《楚简·子羔》记有禹母“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海内经》中鲧禹关系有“鲧腹生禹”之说,认为禹是鲧分裂出来的,夏后氏王室为政治需要正式肯定了他们的父子关系,《国语·鲁语》载展禽之语,夏后氏“郊鲧而宗禹”,于是就板上钉钉了。
  即使帝舜杀了鲧,禹的心中也不会怀杀父之仇,一是鲧未必就是亲爸,二是舜的行为正当。鲧有“方命圮族”的错误,又有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的罪责,舜“殛鲧于羽山”,比较公平。“殛”的意思是流放至死,不许回家,并非杀戮。如果要斩首,何必老远地送到东海的羽山去杀?
  大禹因治水到了涂山地域,与涂山氏美女偶然结合,仍然属于一种走访婚制,《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山带阁注楚辞》引《太康地记》指“涂山西南,台桑之地也”,至今安徽怀远涂山主峰南坡路旁还有一块“台桑石”。实际上“台桑”应是原始婚俗中青年男女幽会之地,《墨子·明鬼》言“宋之桑林,楚之云泽也,此男女之所乐而观也”,《诗经·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汉书·地理志》提到“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后因涂山氏生下儿子启,禹才与她肯定了夫妇关系。《尚书·皋陶谟》禹自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只相聚了四天便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但禹忙于平治水土,没有时间去照顾;如果涂山氏不生下儿子启,也许不会追着认这个丈夫,可证当时已有了家庭制度的萌芽。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的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的不同,产生的情感与今人明显有异,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
  民主议会推举人才更重视品格
  部落联盟议事制度,在《尧典》里有实际记录,帝尧时期征询治理水患的人选,联盟代表“四岳”推举鲧来治水: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於!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四方代表都推举鲧,但尧反对,觉得品格不够,“四岳”的口气很强硬,提出让鲧试一试,尧被迫同意了。这些字词非常古奥,但语气词都显示出来,说明彼此地位平等。《天问》复述为“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推举人才首先注重品格,此风一直延伸到汉代,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仍然由各地推荐“贤良方正”的人,到朝廷做官。
  帝尧在寻访助手人选时,仍然通过“四岳”推荐。《尧典》记录采访结果是“有鳏在下,曰虞舜”,“鳏”指单身汉,“下”指出身低,那人是“瞽子;父顽,母嚚,(弟)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推荐辞表明舜的品格高尚,在非常恶劣的家庭里行孝,很不简单。
  舜少时劳动非常辛苦,居家饱受欺凌。《孟子·万章》说“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因尧考验他时“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故舜的避难求生能力很强。帝尧对舜非常满意,确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以二女嫁舜,《尧典》谓“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考验舜处理家务的能力,“观厥刑于二女”。这事也反映出中原已实行对偶婚制,比走访婚大幅度地进步。
  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品格,完全没有可能被推举到政权的最高层次。由此推测,大禹作为边远的羌区人士,选拔到中原任职,必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素养,可是推荐辞业已失传,我们只能在帝舜委任时的表现,窥知一二。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
  佥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俞,汝往哉!”
  禹很谦让,认为自己不够格,举荐了比自己高明的三个人,帝舜还是重用了他,那三个能人都做了安排,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
  1938年,民国元老于右任与学者卫聚贤曾经到汶川去考察,采访了东岳庙里的老道士,听他讲述其师傅传下的大禹故事:“夏禹王的母亲是个丫头子”,肚皮大了,“到刳儿坪生下禹。长到几岁时,母亲带他去修河堰,别人都打他,因为他不能做工而吃闲饭。他就到庙里当徒弟,这时老道士已有九个弟子,收他共为十人,但九个师兄每日都打他。一天,老道士带他上山,问他胆大胆小?他说胆大。老道士给了他一口剑,让他到庙中杀他那九个师兄。原来那是九条孽龙,后来他才治河成功的。”此后,于右任还写了“坪中父老说神禹,手斩蛟龙下大荒”的诗句。故事表明大禹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性格果敢,勇于担责。
  20世纪90年代,我在岷江源头松潘听羌族长老说:释比的经书里有一本书叫《玛吉》,即母系氏族之记事,里面提到上古有四大“特卿”管理政务,大禹是其中之一,他名叫“仁娃”。其功劳是开挖出岷江,平息了水患,所以岷江被羌人称作“仁曲”,现在的“汶川”是读白了。我推测,“仁娃”应该是大禹名字“文命”的原音。由此可见,大禹是以治水能力被推举到中原的。
  传统文献里描述的大禹品格,不如他本人的言论更有说服力。《尚书·皋陶谟》里有舜、禹、皋陶的一次谈话(或许是开会)记录,开头由皋陶发表一通政治见解。说完之后,主持人帝舜说:“来,禹,汝亦昌言”!大禹拜了一拜,说“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这时,皋陶插话:“吁,如何”?禹便汇报情况:洪水滔天,包围了高山,冲没了丘陵。我用四种交通工具,沿着山脊开出林间小路,和益一起杀些鸟兽肉,送给救出来的灾民活命。我们疏通了九河,把洪水排入四海;再一条条地疏通小河和沟渠,把渍水排入大河。后来我又和稷一起,动员大家种粮自救,让产量不同的地方互通有无,调整房屋让大家都能安居,最后“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老百姓有了饭吃,万方邦国都安定下来。皋陶听完,深受感动地说:你这一大堆话讲得太好啦!
  《皋陶谟》还有大禹的言论:“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又有对帝舜的忠告:“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大禹亲口之言,正如已故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所评价的:那些话现在乡村里基层干部都说得出来,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它们拿来与皋陶讲的“宽而栗,柔而立”等辩证言辞相比,显得较为土俗,可是每句话都很实在。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曾镇压过抗拒命令的头人,惩罚过懒惰或办事不力的官吏,可是人们并没有怨恨,因为他处处以身作则,干起活来比任何人还要拼命。《韩非子·五蠹》描述大禹“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汉代武梁祠石刻的大禹像,头戴斗笠,身穿短衣,手持土锸,完全不像什么“帝”,却很像一位老农。大禹的真正形象,的确应该如此。《论语·泰伯》里孔子两次赞美大禹“吾无间然矣”,提不出什么意见了。因为他“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牙科大夫把带洞的牙齿称作“禹齿”,因为大禹啃多了树皮草根,落得个牙齿稀烂。古代有种野草,名叫“禹韭”,苗像葱,节像竹,顶上还开钟形的青绿小花。它以后被载进《本草》药典,大概是当初大禹的充饥物。古代有种海草名叫“禹余粮”,它的籽粒嚼起来好像大麦;中药里的麦门冬,也叫“禹余粮”,淡苦回甜;还有一种附在铁矿石上的岩土,也有同一称号。这些大禹余下的口粮,旧时代遇到荒年,饥民就用来活命。这些名词绝不是文人伪造出来的,完全来自基层群众。
  大禹过于劳累,得了足病,《庄子·盗跖》谓之“偏枯”,《荀子·非相》谓之“禹跳”,走起路来一跳一跳。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解释是禹“形体长,长足肵疾,行先左,随以右,劳左佚右也”,认为是讲劳逸结合。道教以这种“禹步”作为一种神圣的步态,重大的礼仪中道士才用。葛洪《抱朴子·登涉》记有“禹步”的走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左足跨一步,再把右足跨过左足,然后提左足与右足并拢,是为“一禹步”;再将右足跨一步,左足又跨过右足,然后提右足与左足并拢,是为“二禹步”;再将左足跨一步,右足又跨过左足,然后提左足与右足并拢,是为“三禹步”。“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想当初,大禹走起路来,就是这个样子。
  大禹这个血肉之躯,尽管残缺,卻很神圣,至今为大众留下了十分伟大的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去传承。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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