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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取名:生猛又讲究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5-1 08:00| 查看数: 328|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恰如俄国学者伊·谢·科恩在《自我论》里所称,原始人姓名的诞生是古人自我意识萌芽的出现。没人能确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的人,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过的,从他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命名的那一刻起,有关起名的争议和学问就逐渐展开了。
  古代圣王尧舜禹的名字分别是伊祁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但这到底是其真正的名字,还是后世的附会,就如尧舜禹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样,是一个尚存疑的问题。但从夏朝开始,古人名字的符号意义就开始被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最为重视名字的,当是当时的“帝王家”。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殷商古人多为君主、贵族,在当时,平民大多是没有名字的,至于奴隶更不会有名字,最多有个诨号,便很“了不起”了。殷商贵族多用天干为名,是很多人的共识,其实对此说法,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太甲、太戊、武丁、武乙等王的名字,应该不是真名,而是类似后世谥号或庙号一类的称号,但也有其在生前就使用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人起名字,大概不会这么刻板单调。比如,商纣王名受,考虑到商王姓子,商纣王的名字应该是“子受”,但约定俗成的说法却是帝辛、纣王等。
  武王伐纣后,史书上依然罕见平民的名字。但在周朝后,姓氏的问题就愈发凸显了,这大概跟当时兴起的祖先崇拜有关。在西周时期,人名大多都是单字名,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不存在太多重名现象,也没必要用更多的字来起名字。比如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昭王姬瑕、周穆王姬满,其单字名响亮而易懂。
  但有更多的人名,让人搞不懂什么意思,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周昭王南征楚地,乘坐的船到江心却融化了,他掉在水里淹死了。《史记》上记载,当时跳下水试图救昭王的大力士,名字叫辛游靡。这个名字十分奇怪,无论是名字结构还是用字,都令人十分不解,除了史书上讲他是一个胳膊很长的护卫,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从辛游靡开始,史书上“奇怪”的名字越发多了起来。春秋时即使君王,也有一些不避俗物的名字。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名小白,好似今天宠物狗的名字。晋文公名重耳,颇有舜帝“重华”的风貌,但显然耳朵和眼瞳的“地位”不可比。至于黑臀、黑肱、痦生等国君名字,更谈不上高雅。
  但古人对名字并非不重视。起码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人在论述起名的必要和注意事项了。如《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述,“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古人对名字的避讳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才会考虑避开所谓的低俗。


  先秦古人里最讓人不解的人名,大概就是著名的“大阴人”嫪毐(lào ǎi)了。“毐”是品行不端之义,很难想象嫪毐是其本名,更像是结合其性格后起的诨号,类似《水浒》里的“混江龙”“黑旋风”一类的名字。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舜的父亲叫瞽(gǔ)叟,这显然也是个诨号,而刘邦的父亲名为刘太公,这也只是个尊称,至于其本名为何,连距离当时并不久远的司马迁也说不清楚了。
  或许,当时的平民对待名字并不很在意,所以游走于市井的嫪毐才可以让人忘记曾经的本名。更吊诡的是,似乎历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姓“嫪”的人,或许连这个姓都是假的。不过,后来曾考古一件出土更早的兵器,名为“嫪偭镰”,或许这个“嫪偭”便是嫪毐的祖先。但这只是后世的猜测,历史的真相恐怕早就迷失在时光的尘烟里了。
  有些“怪名”,今天看起来奇怪,但了解当时的语言用法后,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汉朝名为“食其”者不少。“食其”读音为“异基”,《汉书》上讲“食”为饮食、饭食之义,“其”为“箕”,“食其”的意思是粮食丰收。在以农为本的时代里,出现郦食其、审食其、赵食其这样的名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汉三国时期以“单名”为主,甚至几乎找不到非单字名的人,当然,像尹大目这样的诨号、黄承彦这样的字号、沙摩柯这样的少数民族名字不在其列。只有曹安民、傅士仁、胡车儿、吕伯奢、严白虎等个别人是双字名。
  这是为何?传统观点认为与王莽托古改制有关,“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以单字名为尊贵。这或许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纵观历史,从先秦到三国,大多数人名都是单字,笔者认为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当时人口较少、重名率低,用单字名完全可以满足起名需要。
  经过数百年的中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中原人不断融合、同化,单字名和双字名的情况都有出现,而仍以单字名为主。
  重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如果说在汉代之前,重名现象还不普遍,从汉魏六朝开始,此问题开始得到时人的关注。
  由于前文所述的单字名的流行,读史时常常会遇到让人糊涂的地方。比如,王莽改制前后,活跃在史书上的3个王匡,2个王兴,3个王凤,其中有些是王莽阵营的,还有些是王莽敌对阵营的。至于王莽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也有一人叫王莽,只是新皇帝王莽名气太大,让人淡忘了前面的王莽。连名人都是如此,普通人就更难避免重名问题。
  翻阅史料可知,南梁元帝萧绛曾写过一本《古今同姓名录》,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有3个董仲舒,3个孔子,3个周瑜,3个王羲之,4个刘秀,9个张衡,9个张良……这还是在当时能留下名字的人,加上市井百姓难留名字的,重名者肯定更多。
  到了隋唐以后,名字的避讳现象更加凸显,或许是考虑到使用的麻烦,从唐代开始的皇帝名字(尤其是出生在深宫中的太平天子),名字用字愈发冷僻,这点在南宋和明代皇亲国戚的取名中格外明显。
  出于避讳考虑,贵族不与百姓生活用字“争字”,倒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如果所有的帝王都用“世民”这样的字,恐怕会干扰到日常用字,毕竟避讳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甚至连古人都会“抢占”今人的使用权。比如,李家夺定天下后,先祖李虎的“虎”字也要避讳,史书上的隋代名将韩擒虎只好“改名”为韩擒或韩擒豹。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除了重名与避讳现象,“热门字”现象在后世依然留存。五代十国时期,名字里带“彦”字者甚多,可见当时的人对这个字的偏爱。《尔雅·释训》有言:“美士为彦”,“彦”字有丰富的美好内涵,但这依然不能解释五代北宋人为何偏爱“彦”字。
  据清代大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统计,五代以“彦”为名者多达145人,如王彦章、杨彦温、张彦超等,而不列入史籍的名“彦”者就更不可计数了。毕竟,只有贵族和名人才能在史书上留名,但平民百姓未必不热爱“彦”字。
  宋代文人对内倾和自省式的文化思维更加迷恋,取名也更加雅致,且双字名开始成为主流。金朝、元朝时多民族混杂,出现了燕帖木儿这样的混杂名,还有石抹狗狗、完颜驴粪等颇为生猛的名字。
  从明代开始,传统的崇尚文雅的取名风气复归,明清两代,堪称知识分子取名花样的巅峰期,大多数名留史书者都语出有典故,取名所谓“男《楚辞》,女《诗经》”的说法大概就是那时候流行开来的。
  清代取名的学术文雅气一直保持到了民国。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民国人物的名字,和今天很不一样,一方面,重名率较低,双字名多;同时,名字多有丰富寓意,且上流社会取名和老百姓很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建军”“国庆”“兵”“红”等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新词”成为取名的主流,这也造成了大量的重名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家长给小孩取名,开始去政治化,但对单字名的“迷恋”同样造成80后和90后重名者甚多,“张伟”“李伟”“李明”“李华”等名字高居同龄人同名榜首,也就不奇怪了。
  从对政治和国家概念的追逐,到复归个人、家庭“寄托”,当代国人名字特征的变化与时代保持了有趣的关系。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据说起名用字最多的是“子轩”“紫萱”“涵”“欣”“梓”等颇有琼瑶风的名字。
  如果要标新立异,崇尚个性,还是要避开时代风潮,晋代的“之”、唐五代的“彦”,新中国成立初的“建国”,未来的“轩”,这些都是当时时代爱用的字,长远来看还是要用“逆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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