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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边疆与皇帝权威 ——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史事钩沉

发布者: admin | 发布时间: 2017-4-30 09:05| 查看数: 1640|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10-0144-09
   秦始皇于在位的第三十七年(公元前209年)十月,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目的地之一是位处东南的会稽。此前,自秦并天下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起,秦始皇已出巡四次,其中两次至齐(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一次至燕(三十二年)。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线路选择,与秦始皇二十六年朝廷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有关。在那次争论中,丞相王绾等进言: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①
   虽然王绾等人“立诸子”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燕、齐、荆地远”问题却被秦始皇所重视,故而有随后的齐、燕、会稽之行。
   秦始皇出巡次第,反映了关东诸地在秦朝统治秩序中的差异。齐地为秦始皇出巡最多之地,即便是秦始皇三十七年会稽之行,仍然经海路至琅邪,再到已经去过两次的芝罘。②两相对照,会稽被巡幸仅此一次。但是,正因巡幸会稽仅此一次,反而表明其不同寻常之处。且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幸碣石之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秦始皇再未离开咸阳,在这一时间段里,秦朝政治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三十三年,夺取南越、河套地区。三十四年,建筑长城、戍守南越地;焚书。三十五年,发刑徒70万人筑阿房宫、丽山,坑儒。三十六年,东郡黔首立石“始皇帝死而地分”,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道,遇有人持璧言:“今年祖龙死。”③可见秦始皇饱受批评的急政、苛政、暴政,大多发生在巡幸碣石之后、巡幸会稽之前的这五年间。④尤其是三十六年,无论是东郡立石,还是华阴道上的谶言,无不表明秦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因此,秦始皇三十七年会稽之行实为非常之事,本文拟对秦始皇此行的动机、政策与效果作一考述。
   一、秦朝统治秩序中的吴与越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王翦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楚江南之战或为昌平君反秦战争的延续。在与昌平君的战争中,秦人曾损失惨重,李信伐楚的军队即败于昌平君之手。⑤设置会稽郡为秦朝压制楚、越的重要措施。岳麓书院藏秦简第0706号简: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颍川署江湖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⑥
   陈伟认为会稽郡的前身即上引中的江湖郡。⑦东郡为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将军骜攻魏,取二十城所置。⑧三川郡为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夺周地、韩地,“秦界至大梁”所置。⑨颍川郡为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⑩对于新得的会稽郡(江湖郡),秦以韩、魏之“有罪罚当戍者”戍守,体现了依靠先征服之地的人力资源控制后征服之地的统治策略。这一戍守原则展现了形式上均质化的郡县制之下所隐藏的地域间的权力控制关系。
   会稽郡设置的次年(公元前221年),会稽郡西部被分立为鄣郡。(11)按《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鄮、富春、冶、回浦。(12)汉代会稽郡所辖既包括春秋时期的越地,也包括吴地。据郑炳林考证,秦始皇所置会稽郡仅辖浙江东南故越之地,吴地则在楚威王七年(332年)败越王无强后便已经设置了吴郡,并一直留存。(13)此说虽尚未成为通论,但郑说却提示秦朝会稽郡内的统治秩序中依然存在着吴、越之别。
   关于吴地、越地之别,近来考古学研究认为,西周以前吴文化以宁镇地区为中心,越文化涵盖太湖以东地区;春秋晚期吴文化中心移至姑苏及太湖东部地区,越文化则南退杭嘉湖地区。(14)《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
   就李,即槜李。(15)按《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阖庐十九年伐越之战发生在槜李。《集解》:“贾逵曰:‘槜李,越地。’杜预曰:‘吴郡嘉兴县南有槜李城也。”柴辟亭,地处今嘉兴桐乡。(16)槜李在西、柴辟亭在东。最迟至春秋晚期吴王阖庐时,吴、越边界为浙江以北的槜李一线。(17)稍后,吴国虽亡于越国之手,但吴地、越地的界限却未消失。《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可见迟至战国中期楚国灭越时,吴地、越地之别仍然明晰,楚人将浙江以北的“吴地”纳入楚国直接统治之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东巡路线也反映了浙江作为吴、越边界的地理特征:
   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对于“西百二十里”的“狭中”地望,《集解》徐广曰:“盖在余杭也。顾夷曰:‘余杭者,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18)可见余杭是区隔浙江南北的关键地。
   余杭于秦始皇东巡会稽之际设县,正是秦始皇强化控制吴、越边界的政策表现。《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
   李步嘉先生认为“伊”为“尹”之误。(19)《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
   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乌程、余杭属会稽郡,黝、歙、无湖、石城县则属鄣郡。以余杭为枢纽,向西溯浙江而上至黝、歙构成东西线;向北沿着东苕溪至乌程则构成南北线,两条线呈直角,在槜李以西。《越绝书》这几段记载揭示了秦始皇三十七年会稽之行除刻石之外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徙民”。所徙之民来自宁绍平原上的“大越”(即“山阴”),迁徙地在吴、越传统分界线之西,既在越人核心区之外,又临近吴地。可见,秦朝继承了楚国对吴地、越地分而治之的处置方式:直接控制吴地,以吴地为基地掌控越地、越人。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
   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秦始皇三十七年,坏诸侯郡县城。
   “县相属”与“坏诸侯郡县城”看上去相互矛盾,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即重构秦朝在会稽的郡县体制。比如前述余杭县的设置便是其中一环。这次统治秩序的重构是以秦始皇巡幸为契机、以陵道建造路线为依托的。按照上引所述,陵道始自陵高。李步嘉先生认为“陵高”为“陵亭”之误。陵亭有二,一在安徽庐江,一在江苏兴化南。(20)陵亭地望必与秦始皇东巡路线相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南下路线为:
   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
   对于“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之句,《正义》引《括地志》云:“舒州同安县东。”如陵亭在今日安徽庐江,正地处唐代舒州同安县以东不远。《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所载“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其实是要过江以后、在江南会稽郡境内建造陵道。
   关于陵道在会稽的线路,《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的记载是:
   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
   由拳在太湖东南、浙江以北,属于吴地。《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载秦始皇南下路线是自丹阳、溧阳、鄣故到余杭柯亭南,这条路线主要在太湖以西的鄣郡内;北返路线是由钱唐而至吴,再至曲阿、句容,这条路线在太湖以东的会稽郡内。(21)可见秦始皇所建陵道在会稽郡太湖以东、浙江以北的吴地境内,主要用以北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自会稽过吴的路线,正是由水道从钱唐到由拳,再至吴北上。
   可见,秦始皇建造陵道、使“县相属”,“坏诸侯郡县城”,其地域范围主要是指会稽郡内吴地。这一政策旨在消除江南吴地的反抗能力,将吴地建构为秦朝统治江南的根据地。《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还记载了秦始皇东巡时在吴地修建了大殿,这座大殿以后成为吴郡太守府。(22)从这一规制可以推测,秦始皇东巡会稽是以吴地为据点。正因将吴地改造为长江以北通往浙江以南的通道,秦朝统治力量方可进一步有效率地深入浙江以南的越地。控制吴地的最终指向其实是会稽郡的越地。
   二、越地风俗与皇帝权威
   虽然秦始皇东巡会稽的政策指向是地方控制,但是在政治话语中,却有另一番表述。关于东巡会稽之缘起,秦始皇会稽石刻所述为:
   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23)
   会稽石刻指出了两件任务,一是“宣省风俗”,二是“本原事迹,追首高明”,即宣传秦始皇的功业。就“宣省风俗”而言,顾炎武曾比较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六篇刻石,认为只有会稽刻石对风俗着墨与其他刻石不同。(24)兹将有关风俗的内容条列如下:
   (1)二十八年泰山石刻: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25)
   (2)二十八年琅琊台石刻:
   匡饬异俗,陵水经地。(26)
   (3)二十九年东观石刻:
   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27)
   (4)三十二年碣石石刻:
   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28)
   (5)三十七年会稽石刻: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29)
   如果对比上述石刻中有关风俗的表述,可以看到:(1)、(3)、(4)所言皆为夸饰秦并天下后风俗的改变;(2)所言为皇帝执政的目标;唯独只有(5)是对当下风俗的批评与矫正,且在笔墨上,风俗在会稽石刻中所占的篇幅远远超出了其他石刻。对于秦始皇在会稽石刻中大谈风俗的缘故,顾炎武的解释是,越地存在着“淫泆”的风俗,所以秦始皇要在会稽刻石以移风易俗。“淫泆”的源头在吴越争霸时,句践为了聚集人口、复仇吴国而推行的奖励生育政策。(30)
   然而,据《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所载伍子胥之言:
   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31)
   如越地“淫泆”,与之“同俗”的吴地也当存在着“淫失”风俗。事实上,关于风俗,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中,常以“淫失”来描述巴蜀、楚、吴、越等南方地区的风俗,如《汉书·地理志》:
   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32)
   而汉中淫失(泆)枝柱,与巴蜀同俗。(33)
   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34)
   从《汉书·地理志》所载可见,“淫失”风俗并不仅仅存在于越地。且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曾巡游淮水、衡山、南郡、湘山。楚地风俗为秦始皇所亲见,但是却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表明秦始皇对楚地风俗进行斥责。虽然林剑鸣、臧知非先生认为秦始皇在会稽石刻是针对全国性的齐整风俗而言(35),但是如果从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的特殊政治处境出发,可以探知指斥越地风俗其实旨在树立皇帝的教化权威,越地风俗本身只是一种政治话题而已。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载了孔子与句践的一段对话,颇为体现中原统治精英对于越地风俗教化的看法:
   孔子有顷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
   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
   句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
   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36)
   孔子从未抵达越地,此段对话实为后人虚构,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越之常性,无法用夫子之教。可见,迟至《越绝书》成书的汉代,儒生仍然认为越地风俗难以用儒家教化。由此可推知,秦始皇亦当清楚越地风俗与中原政教传统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他之所以强行齐整越地风俗,着眼点不在于风俗,而在于借贬低越地风俗来确立秦王朝在越地的统治权威。(37)
   秦始皇祭祀大禹,其实是将新树立的皇帝权威植入越人的意识形态传统之中,以取得越人真心实意的拥戴。《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将越人世系与大禹及夏朝相连: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禹稷在庙西,今南里。
   无论越人是否是大禹苗裔,至少在他们的始祖传说中已经认同为夏后氏后人,并以“奉守禹之祀”为本族群的精神持守。秦始皇到会稽祭祀大禹,正是借越人的这一身份意识塑造其对皇帝的认同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诠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会稽。
   在《越绝书》的描述中,会稽是大禹的王兴之地,也是大禹建立统治秩序的地方——第一次“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第二次“见耆老,纳诗书,审诠衡,平斗斛”。这段记述与其说是越人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是经由秦始皇会稽祭祀大禹后改造了的越人历史记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会稽石刻的全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
   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
   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
   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
   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按照鹤间和幸的文本复原,《史记》所载“三十有七年”当作“卅有七年”。会稽刻石每行12字。首行为冒头句,第2至4行为序文,第5至23行为主文,第24行为末文。(38)第4行“追首高明(道)”,在东巡会稽的语境下,意在表明追随大禹的功绩。主文第5行“秦圣临国”以下6句,在表述内容上对应于《越绝书》“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与“审诠衡,平斗斛”。第7行“六王专倍”以下18句是叙述六国的无道,以及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合乎道义性。这种历史叙述既是用以表明秦王朝接续了大禹的“高明(高道)”。正因接续大禹法统,所以皇帝才具有了教化越地风俗的权力。
   三、东海外越、南越与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缘起
   秦始皇三十七年在会稽集中推出的徙民、筑道、刻石等一系列政策,其实是秦王朝危机管理的表现。与会稽之行紧密相关的越人问题,也即秦王朝东南边疆的问题。《汉书·严助传》所载淮南王刘安上书: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
   从淮南王上书可知,直到汉武帝时,“长老”对秦始皇征伐越人之役仍然记忆犹新,并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动摇了秦朝的统治,秦朝“发適戍以备之”的政策直接导致山东地区的起义。这场战争在《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有记述: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秦人与越人的战争起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曰:
   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
   所谓“百越之君”,包括《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降越君,置会稽郡”中的越君,即楚灭越后,服朝于楚的越人君长。(39)《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云:
   (春申君死后)后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更名大越为山阴也。
   可知,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灭楚之战后,秦人虽然接管了楚地,但是原服朝于楚的越人并没有认同秦人的统治,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南征百越之君”及“降越君”之事。
   然而,所降之越君,未必只是会稽郡的越君。会稽以南,还分布着广义上的“百越”。按照《汉书·地理志》对于“百越”的定义:“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将“百越”界定为分布在会稽以南至于交阯广大地域之内的族群。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政更号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从《越绝书》的记载可见,秦始皇东游会稽并不只是为了立碑,最重要的目的是“备东海外越”。关于“东海外越”,《越绝书》同卷云:
   句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
   富阳里者,外越赐义也。
   可见“东海外越”与越国之间虽然关系密切,但并非同一人群。所谓“东海外越”之名,在汉初的分封中再一次出现。《汉书·惠帝纪》:
   (三年)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
   在《史记·东越列传》中,闽越君摇在汉代的正式封号为“越东海王”,这一封号的格式是取地名加越王之号。“东海”的地望,《史记·东越列传》《集解》:“应劭曰:‘在吴郡东南滨海云。”东瓯的地望,《索隐》引《永嘉记》:
   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
   可知东海外越即指以东瓯为中心的越人。在上引《汉书·地理志》所载会稽二十六县中并不包括东瓯在内。正因东瓯在会稽郡之外,故称为“东海外越”。摇原为“闽越君”,可见秦汉之际的人将东海外越之地视为“闽越”。秦统一后,“东海外越”在行政区划上属闽中郡。
   从《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的叙述来看,无诸原来即为闽中故地之越王,故称为“复立”。《汉书·高帝纪》记载了汉五年刘邦册封无诸的诏书: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以失职。
   诏书中明确称无诸为“粤(越)王”,即无诸在秦并天下之前的称号。王翦所降的“越君”,包括“东海外越”的摇与闽中地之粤王无诸。
   然而,在司马迁的越王世袭中,继承越王句践之世系的是“东海外越”的摇,而非“故粤王”无诸。《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继承了秦人的看法,即将东海外越视作越人的嫡裔。在大越成为秦王朝会稽郡的郡治之时,东海外越有可能继续举起“越”的旗号,从而威胁秦王朝在吴越地区的统治。
   这一担心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征伐南越之役开始后变得更加迫切。尤其在尉屠睢战败于南越之后,秦始皇担心会引发闽越、东海外越的连锁反应,故而有会稽东巡之举。这一担心也会后来的史事所证实。如《史记·东越列传》所述,在秦末大起义中,东海外越在摇的率领下、闽越在无诸的率领下参加了反秦的战争。他们没有向北追随在吴地的楚人项氏,反而向东进入庐江郡,与鄱阳县令吴芮会合。之所以会有这一路线选择,与鄱阳地利有关。鄱阳县之南为余干,正是《淮南子·人间训》中秦军征伐南越五军中之一支的驻扎地。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上书讲到余干对于越人的重要性:
   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40)
   故而,秦人伐越,必以余干为根据地,越人伐秦,也要先占余干。吴芮原为秦朝鄱阳令,控制着秦人在越地的根据地。原本在秦朝政治地理中互相牵制的双方,在秦末乱局中合在一起,成为当日政局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吴芮在推翻秦朝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获封衡山王,正在于其“率百越佐诸侯”。(41)由此可见,东海外越、闽越的确存在着与南越战局联动、进而瓦解秦王朝在南方、东南方统治的可能性。
   四、秦始皇东巡会稽的历史后果
   在秦朝统治崩溃以后,闽越君无诸、摇领兵趋向鄱阳,而没有北上会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隔断会稽郡越人与东海外越政策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秦始皇力图通过东巡在吴、越之地树立皇帝的权威似乎还引起了某种反效果。
   《史记·项羽本纪》: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秦始皇三十七年,项籍、项羽避仇于吴中。秦始皇东巡是当日吴、越社会瞩目之事,故而项籍叔侄赶赴浙江参观秦始皇渡江。秦始皇原本期待展现皇帝权威,但是在项羽此类六国旧贵族眼中,却成为仿效、取代的对象。
   再如,《史记·高祖本纪》: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东南有天子气”,未必是秦始皇所言,或许是因为秦始皇东巡会稽,世人结合当时政治危局而出现的传言。这一传言反过来被刘邦加以利用,成为树立其威望、凝聚势力的一种政治资源。毫无疑问,至少在项羽、刘邦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秦始皇试图在东南地区树立皇帝神圣的形象并不成功。
   不仅如此,秦始皇为了控制吴、越社会而采取的兴徭役等措施,反过来增强了当地豪强的社会控制能力。《史记·项羽本纪》:
   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所谓“大繇役”,上引《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所记秦始皇在在吴地修建大殿,“发会稽适戍卒”打通从寿春到浙江的水陆交通,皆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之时。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徭役,作为吴中豪强的项梁才具有了在会稽郡进行动员的能力,以至于陈胜起义后,会稽郡郡守殷通想要发兵,也必须获得项梁的支持。而项梁即使杀掉郡守,仍然有动员会稽郡的能力: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42)
   这支由江东八千子弟组成的军队成为推翻秦朝的最重要一支力量。反讽的是,这支军队的出现,却是与秦始皇的会稽政策密不可分。
   注释:
   ①《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8-239页。
   ②张华松:《试探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与动机》,《东岳论丛》2002年第1期。
   ③⑧⑩《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9、224、232页。
   ④鹤间和幸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历史分为“平和”“战争”“停战”“内战”四个阶段,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被他视作“战争”时期。见所著《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第一编第五章《秦帝國の統一と南方世界》,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第176页。
   ⑤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⑥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⑨《史记》卷5《秦本纪》,第219页。
   (11)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
   (1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0-1591页。
   (13)郑炳林:《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4)张敏:《吴国都城初探》,《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黄爱梅:《“吴越同俗”与“吴越分立”——试论吴越文化异同的地理和历史渊源》,《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56-62页。
   (15)(16)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校释188、189,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3页。
   (17)句践之父允常在越王位之前,越国疆域囊括太湖流域,吴国由宁镇平原进入太湖流域北部的时间大致在吴王阖庐时期。参见曹锦炎:《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吴越历史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0-193页。程亦胜:《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1期。
   (1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0、261页。
   (19)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第267页。
   (20)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2《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第74-75页。
   (21)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政更号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柯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已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上姑苏台,则治射防于宅亭、贾亭北。年至灵,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西到咸阳,崩。”第230页。
   (22)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2《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第41页。
   (2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1页。鹤间和幸认为泰山石刻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追刻。参见鹤间和幸:《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第一编第四章《秦始皇帝の東方巡狩刻石に見る虛構性》,第159页。
   (2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1页。
   (25)(26)(27)(28)(2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3、245、250、252、262页。
   (3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秦纪会稽山刻石》条:“考之《国语》: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第751-752页。
   (31)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6《越绝外传记策考第七》,第151页。
   (32)(33)(3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68、1666、1668页。
   (35)林剑鸣:《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臧知非:《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第二章第四节《〈会稽刻石〉与吴地风俗》,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76-98页。
   (36)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第222页。
   (37)柯马丁认为秦始皇东巡并树立石刻,旨在向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及其神灵宣示征服。但秦始皇清楚知道每个目的地所承载的传统。在秦始皇所立七块石刻中,会稽石刻具有独特性,其展现“法家思想”,关注普通百姓社会举止,并将威胁强置于百姓身上,正是着眼于对蛮夷世界的控制。见所著《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刘倩译,杨治宜、梅丽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5-97、154页。
   (38)鹤间和幸:《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第一编第四章《秦始皇帝の東方巡狩刻石に見る虛構性》,第145页。
   (39)《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第1751页。
   (40)《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81页。
   (41)(42)《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16、297页。

最新评论

admin 发表于 2017-4-30 09:05:50
作者简介: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沪)2016年第201610期 第144-152页

内容提要: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其背景是尉屠睢战败于南越,秦始皇担心会稽越人及东海外越响应南方战局。秦始皇用以控制东南越人的战略是:修通寿春到浙江的水陆交通,在会稽郡内以吴地控制越地;将会稽越人迁徙到余杭一线予以监督,隔断“大越”越人与东海外越的联系;改“大越”为“山阴”,抹灭越人意识。同时,秦始皇还借越人世代奉祀大禹的身份意识,通过祭祀大禹、会稽刻石,在越人的文化传统中阐述皇帝的神圣权威,以此展现其教化权。但是秦始皇的政策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皇帝威仪激发了会稽豪强的政治抱负,东巡会稽也被逆向解读为“东南有天子气”,成为政治动员的资源。秦始皇为控制会稽而征发的“大徭役”也成为会稽豪强控制社会的契机,推翻秦朝的八千江东子弟即肇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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