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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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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22:4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10年第四期,作者:英霆,原题:《地下“契卡”》
1、特科创建的历史背景
特科的成立,最早的酝酿是在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因为刺杀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却足以引起共产党人的警惕。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很快就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部门。尤其是亲自参加处理这一事件的周恩来更是意识到了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发现陈赓不但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更是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人才。因为就在廖仲恺遇刺后,“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作了详细的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是非常丰富而翔实的。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苏策、马京生《陈赓传》第55页)。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学员20多人。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1926年春,傅烈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派遣,领导情报小组,在广州、黄埔、东莞、石龙等地搜集情报,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傅烈在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委员,7月前往四川重建党组织,任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杨殷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卫队副官,中共六大以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与澎湃等人一起被捕并壮烈牺牲。)
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组织机构的最早规定中就明确提出“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和情报两部分。”中共中央于1925年10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同年12月12日改称军事部),技术书记先后由颜昌颐、奚佐尧(1926年10月牺牲)担任。
1926年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和陆留前往苏联学习特工工作。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顾顺章,一个是陆留。……陈赓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到达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道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为了党的事业,陈赓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异。他没有辜负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成为中国的‘契卡’。”(上海人民出版社《陈赓大将军》第50、51页)。“契卡”是“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主要任务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契卡是前苏联著名的情报机关“克格勃”的前身。由于顾顺章后来叛变投敌,所以现在很少见到关于顾顺章的正面描述了,但是,在《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有这样的记载:“契卡”情报部布特卡将军握着学员顾桶(顾顺章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化名)的手只有一句勉励的话:“你是中国的‘卡莫’,神奇的勇士,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将具有超过一个整师的战斗力。”卡莫是俄国著名的特工,在组织地下印刷、交通、筹集资金和武器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三天之内,已有300多名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反动派的枪口下,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激进群众被关进监狱,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中共中央机关便从上海迁往武汉。而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发布了《密字第一号令》:“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亟清叛乱。”(《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123页)。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5日,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部,并成立了部务会议性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部长,聂荣臻任参谋,王一飞任秘书。5月30日,增加顾顺章为中央军委委员。“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穆欣:《陈赓大将军》第74页)。也就是在1927年5月间,为了不使中央重蹈在上海的覆辙,由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工作科”。顾顺章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特务科科长。中央军委机关驻地汉口友益街(现名红旗路)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科长欧阳钦)在楼下西厢,秘书科(科长徐以新)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就在隔壁的右厢。特务工作科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叫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即由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这30人完成护送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一说特务股刚成立时,负责人是张浩,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长,由于5月17日带人惩处鲍罗廷身边叛变的工作人员尤金?皮克失利,备受指责,于1927年7月由李强接任特务股股长一职),成员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随后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步三。特务工作科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的成果。5月17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商反共,宁汉合流以及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等,特务工作科都事先拿到情报。为中共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给予了有力帮助。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特务工作科又在疏散和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27年9月21日中共军委特务工作科撤消。特务工作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他却为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特务工作科即为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p#分页标题#e#

2、白色恐怖中诞生的红色契卡
1927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布满血雨腥风。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在上海被陈延年的交通员出卖被捕,韩步先叛变,并指认了陈延年和郭伯和的身份。1927年7月2日傍晚,韩步先又带领密探抓捕了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在赵世炎被捕后两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等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畔被杀害。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公然提出了在国民党内“清共”的主张:“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64页)。至此,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武汉三镇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在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和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均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驻地迁移的问题。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多大进展时就去上海,等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站住脚再去广东。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
9月23日,在中央迁往上海的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保卫党的负责同志和筹集党的经费等工作,归中央常委会领导。委员:李维汉、顾顺章、罗亦农、曾培洪(李强)等。负责人顾顺章。”(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第80页)。9月28日,苏兆征启程前往上海。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后与顾顺章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不久,曾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处工作李强等人也陆续抵达上海。此后由于两湖暴动没有能够建立起红色堡垒,中央领导机关便决定秘密建立在上海。这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军事科”、“中央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秘密组织,它的特殊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特工组织。因为无论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还是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他们都是“官办”的,而特科则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之后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特工组织也就更加的隐蔽,甚至连组织档案都可能没有,特科也就成了与其他特工组织有着明显区别的地下“契卡”。


#p#分页标题#e#3、特科的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统一领导全党保卫、情报等工作。特委由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顾顺章担任特委书记。有一种说法是特委是决策机构,特委之下另设有特科,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在1928年以后的中央机关里面均没有出现过中央特务科这一机关。笔者认为,中央特委成立以后,即取代了原属于中央组织局的中央特科。但是习惯上仍然称为“中央特科”。这有点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的称谓相类似。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笔者认为,由于原先成立过“中央特科”,虽然后来改称“中央特委”,随后又于1933年1月中央迁往苏区以后在上海中央局之下设立了情报部(部长刘仲华)和保卫部(部长邝惠安),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其为“特科”。
特科先后设立了四个科,总务科(一科)成立最早,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伊始,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科长洪扬生。
情报科(二科)应该是在红队之后建立的,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说“红队建立起来以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几个公开的叛徒,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再不敢那样猖狂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红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此时特科属于草创时期,也可能先利用红队进行了一些镇压叛徒的活动,日后才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成为行动科,否则的话,行动科就不会在二科(情报科)之后叫做三科了。至于情报科成立的原因,我还是借权威的记载来说明吧:“对于隐蔽的叛徒奸细,由于不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无法对付。这些敌人大多是被国民党侦察机关收买以后,秘密加以利用,对党进行暗害,或者打进来做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蔽的敌人,党中央提出建立反间谍工作,打入敌人侦探机关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一九二八年四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穆欣《陈赓大将军》第76页)情报科建立之初,周恩来便将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调进特科,担任了情报科科长。
行动科(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早在1923年9月,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在上海奉命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没人配备一支手枪和一把小斧头,专门惩治工贼、走狗和叛徒。这可能是以后的“打狗队”的雏形。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区委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打狗队”。最初由李剑如(内外棉九厂工人)、姜维新、刘怀青(内外棉九厂工人)、陶议和(内外棉五厂工人)、王三(内外棉七厂工人)、王四(内外棉七厂工人)、谢德金七人组成,后来杨福林(内外棉五厂)又参加进来。该组织的作用和威力日渐增大。1926年12月中旬,顾顺章从苏联学习回国,由顾顺章联系,将“打狗队”改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并改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1927年1月12日,顾顺章命令李剑如和姜维新等人持枪处决英商电车公司走狗倪天生。1927年2月下旬,李剑如、杨福林和姜维新等人打死沪南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的杨家模(浑名“两脚马”)。杨福林、谢德金等人又堵门处死了沪西的大流氓刘金荣。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红队”的工作非常关心,要求“红队”要镇压那些罪恶较大的走狗。他说:“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和争取他们,要打大的。”这就及时纠正了“红队”带有恐怖倾向的行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迁往武汉,“红队”改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周恩来组建特科时,将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股和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红队”合并,后又从原上海工人纠察队和根据地调入一些人,组成了行动科。并由顾顺章兼任行动科科长。
在这儿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剑如,他于1927年5月护送周恩来前往武汉,随后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担任保卫股股长。随后又亲自带领保卫股队员30人护送鲍罗廷回莫斯科,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业务。1930年5月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担任鄂西红六军十七师政委(师长许光达),1931年3月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师长王一鸣),在湘鄂西根据地,因奉命到湖北公安地区筹粮时擅自带队返回洪湖根据地,被贬为手枪队指挥员,贺龙叹息说是树木砍成筷子,大材小用了。1932年初接任红三军第九师政委(师长段德昌),1932年9月下旬在湘鄂西肃反中被诬陷残害致死。#p#分页标题#e#
在特科的四个科中,通讯科(四科)建立的最晚,它是于1928年11月成立的。1928年6月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机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同共产国际商定了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中共电讯人员问题,并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周恩来等向共产国际推荐了包括涂作潮在内共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正式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在当月为中央特科设立了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简称“通讯科”),并任命李强为通讯科科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倡议中央改组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新新公司”),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五人组成,由陈云任书记。“原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等三人被挑选担任了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6页)总务科科长陈云(兼),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兼),行动科科长康生(兼),通讯科科长李强(不久,通讯科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1年9月下旬再次改组特别委员会(对外称“中兴公司”),由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邝惠安五人组成,书记陈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刘仲华(上海中央局情报部部长、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26日,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5月3日的来信指示,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1935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再次被破坏,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特科组织从上海消失了。


4、特科的主要成员
特科成立时,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直接领导,顾顺章(化名黎明)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化名王庸)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总务科长洪扬生、情报科长陈赓、行动科长顾顺章(兼)、通讯科长李强。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于5月进行改组重建。陈云、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通讯科科长仍由李强担任(1932年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特科撤销。
总务科首任科长是洪扬生(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5月由陈云兼任总务科长,1931年9月下旬起由李得钊任总务科长。
总务科主要成员:
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10年生,四川省南溪县人。交通员)、邹志淑(浙江嘉兴人,情报科情报员宋再生的妻子,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顾顺章岳母)、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朱胜(化名,真实姓名不详,湖南人,古玩店老板)、周青(四川人)、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化名,真实姓名不详,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化名,真实姓名不详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真实姓名不详,在木器店烧饭)。
从上面的这个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顾顺章在特科成立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众多亲戚都安排进了特科,这是严重违背秘密工作纪律的,因为一旦其中有一人被捕,就会影响到所有的亲戚,进而影响到整个机关的安全。几年之后,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了这众多亲属被杀。#p#分页标题#e#
情报科首任科长是陈赓,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由潘汉年兼任情报科长,刘鼎任副科长。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被捕,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情报工作由上海中央局军委委员王世英和情报部部长刘仲华负责,直到1935年8月特科撤销。
情报科的主要成员有:
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建国后曾任最高副检察长)、陈寿昌(1928年初,奉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任交通科科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广东省海丰县人,与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贺诚(化名贺雨生,四川省射洪县人,1928年11月,与柯麟(化名柯达文)在上海威海路春萱里开设达生医务所,作为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场所)、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赵一敏、陈彭年(山东济宁人,1931年调任中央交通局汕头站站长)、陈立年(山东济宁人,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原名项廷椿,福建省连城县人)、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1929年10月受陈赓派遣担任杨登瀛的保镖和小车司机,1930年8月撤回)、后期有卢志英、谢甫生、谢慈山、王少春、徐强等。
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1930年1月起由陈赓兼任,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康生兼任行动科长,1932年11月,夏采曦任科长。1933年6月,夏采曦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红军大学任教授。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红队行动。1934年11月,龚昌荣被捕,由武胡景兼任保卫部部长,孟用潜任副部长,朱大鹏担任保卫大队队长。行动科主要成员有:
谭忠余(一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蔡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一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吴克坚(湖南省平江县人,先后任交通员、第三科“打狗队”(红队)队员、秘书等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长以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后期队员有王云、张嵩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先后李强、陈寿昌。1931年5月以后调归中央组织局(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负责人先后黄平、乐少华、毛齐华、龚饮冰。交通工作由上海中央局交通局负责,局长陈刚。
主要成员有:
陈寿昌(浙江镇海人,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1928年初,奉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任交通科科长。1931年冬,奉中共中央派遣,离上海赴中央苏区工作。)、张沈川(1928年10月,受周恩来指派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成为中共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厅长、湖南省政协常委等职)、涂作潮(代号“木匠”,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教员)、毛齐华(上海市嘉定县人,1927年10月,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特四科担任机务技师。建国后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方仲如(又名方廷桢,陕西咸阳县人)、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蔡叔厚(在上海东有恒路开设“绍敦电机公司”,储藏中共特四科电器)、黄尚英(浙江乐清人,1929年,跟随李强、张沈川等人学习收发报技术,是我党在初创无线电通讯事业时的第一个学员。)、伍云甫(又名吴晋生,1930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中央机关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吴克坚(湖南省平江县人,先后任交通员、第三科“打狗队”(红队)队员、秘书等职,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程祖怡(上海中央局国际台报务员)、王有才(上海中央局中央台报务员)、翁瑛(上海中央局机务技师)、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四川省广安县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1929年特科在沪西英租界极司非尔路福康里九号一幢三层楼石门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由蒲秋潮住机关)、于昆(于益之,继蒲秋潮之后住秘密电台机关)、喻杰生、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上海留守处最后一名报务员)、宋季仁(交通员)、黄杰(女、中央组织局交通员)、夏之栩(女、中央组织局交通员)、李果毅(女,上海中央局军委机关交通员)等。#p#分页标题#e#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的特科工作人员名单很不全面,甚至还有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补充和考证。在那个风云变换、大浪淘沙的年代,特科中的人,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坚持下来并且成为建国后栋梁,有的叛变革命成为无耻的叛徒,但是,更多的是在历史中“失踪”无迹可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5、特科的工作任务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牢牢把握政治斗争方向,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政策和原则。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在具体的工作中,特科的四个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共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简单一点说,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行动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特科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在每一个工作时期的工作重点和策略都有很大的不同,也正因此,每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很不相同。第一时期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立至1931年4月中央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是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取得卓越功绩的阶段。到1930年特科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这一鼎盛态势一直持续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第二时期从1931年5月至1932年底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这是中央特科整顿组织,重建对敌情报关系的阶段。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调整了干部,整顿了特科组织,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重新建立了情报关系网,并且“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交朋友,以此获得内幕消息和情报来源。这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一般性情报工作网点的做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个中共情工战线的独特方式。”(薛钰:《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第三时期从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苏区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国民党除了加强公开镇压外,还使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更为阴险毒辣的破坏手法,再加上上海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在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惊慌失措,一反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既定原则,将特科初创时周恩来制定的“三不原则”中的“不打公开的特务”彻底抛开了,决定以牙还牙,用“红队”镇压国民党的公开特务。这种从“防御”变为“出击”的指导思想及把“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变为单纯公开行动的结果,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地、一再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致使两批“红队”战士被捕,整个“红队”被打垮。中央特科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迫结束。#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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